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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休闲量问题考察 　　摘 要：休闲的量的问题，可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日理论”进行考察。工作日的情况直接影响劳动者的休闲存在可能与时间长短，同时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者拥有休闲的可能性与真实性的程度。对于休闲的考察，最终目的是从休闲出发，以新的角度研究劳动的真实状况。 　　关键词：工作日；休闲；劳动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009 ― 03 　　遵从劳动力是由其价值进行买卖的逻辑出发，雇佣劳动占据了工人的全部时间。工作日的长短与休闲时间的矛盾在现时代已不如19世纪尖锐的可怕，但是相对缓和的矛盾并不代表可以被忽视。“血汗钱”的表现形式更加人性化，但在劳动过程中的资本行为依旧是敲骨榨髓的存在。休闲时间也相对更加宽裕，但是这种宽裕是真实的么？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给予休闲时间这种宽裕的主人，也即是劳动本身是否与19世纪的劳动发生了实质的不同？工作日与休闲的量是否也已经达成了合法的平衡？如果这并不是真实的，那么现象上的缓和究竟满足了谁？这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 　　一、工作日与休闲的量的关系 　　工作日与休闲的量本身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矛盾中相互依赖，在有效范围内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之中。合法的工作日代表着劳动在自然日中占据合理比例并证明人的类存在，即“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54前置“合法”于工作日，是因为文中所讨论的工作日合法性有待考证，作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无限自我增殖帮凶的工作日在何种定义下是具有合法性的呢？ 　　工作日是给定人的劳动一个时间范围，在特定范围内人进行特定社会生产，满足个体需要同时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工作日之余，即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包括了维持人的生命必要活动时间如吃饭睡觉，以及与工作日相对的休闲时间，即休闲的量。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个自然日是由工作日、生命必需时间、休闲的量共同组成，三个部分由劳动进行串联。工作日与直接劳动紧紧相扣，后两者则作为持续劳动的准备时间而存在，衔接两个自然日的劳动，是劳动与整个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保证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2〕683四者的循环往复。自然日的总量是给定的24小时。可变量也即是这三个组成部分，生命必需时间变量幅度小，主要的变量即为工作日与休闲的量。这两部分的量，在矛盾与对抗中不断变化，尽管在总体趋势上呈现出在工作日延长的强势占据自变量的地位，休闲的量只是作为一个因变量随之变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两者在不同时期依然达成了不同的默契与平衡，工作日的延长即便肆无忌惮也受到制约，休闲的量虽然弱势但从未停止反抗。 　　二、工作日的可变逻辑与趋势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八章用“a-b-c”〔3〕267表现工作日是如何作为变量的存在。〔3〕268并且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设定为变量的上下界限。 　　必要劳动是“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3〕268。尽管这是异化的〔1〕45，但相对剩余劳动而言这部分属于工人。剩余劳动则是工人被完全剥削，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前者决定工作日最低限度，即工人完全没有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为工作日最短。后者决定工作日最高限度，剩余劳动时间越长工作日时间越长。马克思将工作日的限制阐述为以下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3〕269人在一个自然日可支配的最多时间为24小时，这其中还包括了前文中所说的生命必需时间。“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了道德界限。”〔3〕269第二?N限制就是所谓的“道德界限”，人需要劳动以外的时间去进行其它各种生命活动。为了延长工作日，资本就必须不断挑战上述限制。首先对于生命必需时间，即便收获不大也要斤斤计较：“资本把继续、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3〕。然后是对于休闲的掠夺，这部分掠夺是工作日不断延长的保证。工人作为人本应拥有休闲的权利，但资本笼罩下的工人只是购来物，商品交换规律即为其中真理衡量一切。资本主义时代的食物链顶端只是资本本身，工人与资本家旨在行使资本逻辑。 　　《资本论》第八章第三部分“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分”〔3〕282-296与第四部分“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3〕297-304展现了资本延长工作日的各种手段。这些充满“理性与智慧”的手段，在今日看来已是工作的常态，不同的工作换班制度总能为工作效率起到很好的正面效应。这种正面效应不仅仅得到了资本家的喜爱，同时也深得劳动者的心。加班、倒班不再是一种被强迫的进行剩余劳动的恶行，倒是一种努力实现自身、主动进行自我满足的方式，即便日夜班的实质是资本在满足“一昼夜24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