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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假释适用若干认识 　　摘 要:刑法中的假释适用制度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其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一项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合理的措施使其施行，不仅不能发挥其原有的优越性能，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事实上，我国刑法中关于假释的基本规定与其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假释适用的司法解释即面临着冲突的可能。本文便是针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 　　关键词:假释 假释对象 例外 　　 　　一、假释的适用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81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或者有期徒刑以后，符合刑法第81条第一款和本规定第9条第二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假释是近代刑法重要制度之一，倍受各国刑法理论学者与司法实务者的青睐，在改造罪犯、预防犯罪中的作用愈加明显.。尽管各国对假释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本质上大同小异。无非是对那些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的犯罪分子在服刑一定时期后，符合法定条件的，司法机关经一定程序予以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制度。可见，假释对罪犯是有莫大利益的，于是便有了假释奖励说，该说认为假释的性质是行刑中的一项奖励制度。的确，正是这种奖励性，激励着服刑中的犯人洗心革面，同时发挥着“建立犯人再社会化桥梁”的功能，有利于解决犯人初入社会的不适和困难，从而更好实现刑罚目的。 　　基于此，我国《刑法》对假释做了相关规定。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假释也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社会与个人两受其害；适之不妥，不仅犯人没有成功改造，刑法目的没有达到，亦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给周围群众带来无形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各国对假释的适用或多或少都作了相应的限制，特别是其适用对象条件的限制，我国亦是。如《刑法》第81条第2款就构成了假释对象的例外，立法者的主要意图在于：累犯，人身危险性大，主观恶性深，不利于法律权威的维护。而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社会危害性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严重。另外，长期司法实践也证明对上述两类犯人如适用假释，难以预防犯罪，不利于假释功能的发挥。 　　二、假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开篇《规定》第15条中关于死缓犯减刑后可以适用假释，同理立法者认为这有利于调动死缓犯的改造积极性，有利于刑罚目的实现。乍看，确实有其道理所在，但进一步分析推敲，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种情况：采取非暴力手段实施杀人、强奸等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是否可以适用假释？有学者指出可以，理由是“暴力犯罪最根本特征在于实际手段的暴力性”，“实际手段的暴力性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所以“采取非暴力手段实施杀人、强奸等犯罪就不属于暴力性犯罪”，从而可以适用假释。笔者以为，这种把暴力手段作为适用假释评价标准是对刑法第81条第2款字面的狭隘理解。 　　第二种情况：采取非暴力手段实施非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的罪犯，是否可以适用假释？若依据《规定》第15条可以适用假释，同样会产生问题即此类死缓犯，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均不亚于假释对象的例外情况，往往更甚之。如此适用明显会对假释对象的例外情况产生不公平。 　　三、关于完善假释制度的几点建议 　　首先请允许笔者做以下说明：据前所述，我们可得知构成假释对象例外的罪犯无不因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而排除在假释之外。因此笔者认为，评价假释对象的例外的核心是：能否有效地防止行为人假释后再犯罪。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可以假释，反之不行。诚然，这个评价核心要从主、客观两方面把握。但事实上，由于主观意识是无形的、不易捉摸的，所以实践中人们更为注重客观方面，包括犯罪客观方面及其侵犯的客体，从而大致推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其次，众所周知，死缓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而只是死刑的适用制度。死缓没有独立的适用性，所以刑法体系中没有规定死缓。死缓只是在对罪犯判处死刑的前提下，才有适用的可能性，可见死刑是死缓的前提条件。而依据《刑法》第48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不仅是指已发生的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结果的极其严重，也包括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或者说人身危险性的极其严重。 　　另外，如前所述，我们确定假释对象范围时，并不是看罪犯是否是累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