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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国内外规则变化对中国国企挑战及对策分析 　　【摘要】我国逐步确立了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对国企开展公平的市场竞争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竞争中立规则外溢为国际贸易新规则，矛头剑指我国国有企业，我国国企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以公平竞争为核心的挑战。模糊的政企关系是国企获得不当竞争利益的体制障碍，是国企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在于《反垄断法》对政府限制竞争行为规制不力。进一步加强政企分离，加强对政府限制竞争行为的立法和司法规制，是我国国企应对国内外?则变化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国企；公平竞争；竞争中立；政府限制竞争；反垄断法 　　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前所未有地强调了公平竞争的内在驱动作用。同时，强调不同所有制企业开展公平竞争的竞争中立规则呈现出外溢的趋势，从原本的国内法规则转变为国际法规则。国内外规则变化直接指向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问题。我国国企改革虽然逐步切断了二者的“父子关系”，但仍然没有破坏它们的“兄弟情谊”，它的直接结果是――国有企业以特殊的、享有更多竞争优势的市场主体的身份开展商业活动。深入分析后发现，国企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现象与政府的限制竞争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根源。 　　一、国内外规则的演变路径 　　（一）国内层面：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逐步确立 　　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要“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公平竞争是竞争政策的核心要义。公平竞争创造出纯粹的优胜劣汰的规则、不存在壁垒的博弈化的市场机制，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要素和商品能够流动自由，交换更加平等，市场主体的竞争成本更低，消费者有更多自主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的机会，企业更加积极致力于改进技术和科技创新，整个市场经济处于公平竞争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 　　确保国企与非国企之间的公平竞争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石，是狭义层面公平竞争的应有之义。十八大以前，产业政策一直是我国的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常常凌驾于竞争政策之上，而国有企业容易通过地方政府不当产业政策的庇护，国资委的纽带作用，以及人事“旋转门”机制享有倾斜性的产权保护，使得不同所有制经济无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基础性”意味着竞争政策将逐步取代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作为优先适用的经济政策，面对这一白发性的政策转变，确保国企和民企开展公平竞争是其必要内涵和实现途径。 　　（二）国际层面：竞争中立外溢为国际贸易新规则 　　竞争中立强调建立一个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开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不能因其公共所有权而享有过度的竞争优势。可见，公平竞争是竞争中立的核心要义，公平竞争权是竞争中立上升为法律的法理基石。竞争中立原属于澳大利亚、欧盟等先进法域的国内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却通过美国等国将其订入国际贸易双边或多边协议演化为一项国际软法规则。2015年，由美国主导的12国加入了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之中，国企条款是贯穿整个TPP框架的重要议题，竞争中立规则是国企条款的核心要义，虽然美国同意国企条款中采纳相对温和的澳大利亚或OECD的竞争中立框架，但其力图将竞争中立的义务主体限制于中央层级的政府企业，而相对于其他缔约国，美国不存在中央层级的政府企业，这实质上也是TPP竞争中立规则约束的极大不平等。由此可见，美国推动竞争中立转变为国际规则的系列举动无疑是忌惮于中国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其本国企业竞争造成的威胁。将竞争中立作为国企改革新的方向以及指导原则，不仅使我国国企接受竞争中立规则正外部性的洗礼，也有利于我国清晰辨别竞争中立背后的政治意图，并审慎应对国家间制度竞争的挑战。 　　二、我国国企面临公平竞争新规则的挑战及原因 　　（一）挑战：国企与公平竞争之间的非兼容因素 　　国有企业不同阶段的改革都推动了国企与非国企之间的公平竞争。可惜的是，政企关系一直并未通过国企改革得到彻底厘清。我国缺乏完整的国企商业规则，政府仍然能够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施加行使股东权以外的其他干预：而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也未实现竞争性国企并非纯粹的“市场化”运作，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指导两类国有企业微观结构上的分割，如国企财务管理上未建立防火墙机制，财务信息透明度不足，不能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公司的财务资金使用的状况，交叉补贴现象严重。实践中，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不能开展公平竞争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具体而言，一方面体现为国有企业仍享有不当竞争优势。在税负方面，国家出台的税收政策有意无意的向国有经济和涉外经济倾斜。在融资方面，目前创造了30%GDP的国有企业获得了70%的银行信贷资金，而二者所得到的信贷资金恰好成反比。在政府补贴方面，国有企业能总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二）原因：国企公平竞争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