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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慈善捐赠合法化动因探究 　　摘要：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而营利性本质可能使公司只狭隘地关注于自身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公司承担慈善捐赠的外部理由。公司进行慈善捐赠，能树立公司良好形象，改善公司的外部环境，进而给公司带来长远利益，这是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内部理由。现代社会已基本上意识到，公司慈善捐赠，不仅符合公司本身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的利益，能直接或间接地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和谐，所以世界各国均承认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性。 　　关键词：公司慈善捐赠； 合法化； 理由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Ａ 　　 　　依传统公司营利最大化的理念，股东利益至上，股东投入资金创设公司，目的就是通过公司这一商事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因而，公司不能从事慈善捐赠。然而，在现代社会，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性已经无异议。在美国，1953年A.P.Smith Manufacturing Co v. Barlow一案最终确立了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化地位，目前各州基本上都规定公司具有从事慈善捐赠的能力。①在日本，通常而言，认为公司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应当为满足社会的需求而发挥社会作用，捐赠这种具有社会功能的活动，也有利于公司的顺利发展，故属于为了间接达到公司目的而实施的必要行为。对于慈善捐赠行为，只要数额合理，应当认为有效。只是数额过大时，会引起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问题。②（P28）在德国，捐赠属于公司的决策自由范围之内，只要捐赠能提高企业在社会的知名度，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那么就符合企业的利益，因而是被允许的。③（P165-166）在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性也无任何异议。然而，公司慈善捐赠在当今各国缘何能获得合法地位，其合法化的背后理由是什么，值得我们关注。探讨公司慈善捐赠合法化的理由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上有助于深刻把握公司慈善捐赠的本质，了解公司慈善捐赠中的利益平衡理念，实践中有助于恰当地制订相应规则，推动公司慈善捐赠的健康发展。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兴起 　　 　　传统公司法认为，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经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直到20世纪早期，这一近乎铁的法则才遭到质疑，并随着社会此后进一步的发展，该法则才不断得到修正。 　　“公司社会责任”一语起源于美国。在1929年纽约股市大崩盘以及罕见的大萧条的背景下，1932年哈佛法学院多德教授敏锐地指出，“现在有这样一种认识正日益增长，那就是：不仅商事活动要对社区承担责任，而且我们那些控制商事活动的公司经营者们应当自觉自愿地按照这种生活方式予以经营以践行其责任，而不应当等法律的强制。”④此观点后来招来了哥伦比亚法学院伯利教授的坚决反对，伯利认为，“在你还不能提供一套清晰而且能够予以合理落实的对他人负责的方案以前，你就不能抛弃对如下观点的强调，即‘商事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其股东们赚钱’。否则，现在以公司形式动员和聚集的经济力量就会轻易地、低效率地，转移到现在的管理者之手，他们虔诚地希望会有好事从此而来”，⑤两位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论战。1965年鲁德教授对二者的论争进行了总结，指出：“仰赖传统的营利最大化的理论，并不能导致对于当今公司责任的提法的否定。在经营判断原则的框架之内，存在着许多可以将公司的资金用于有价值的公共福利措施的机会。唯一的限制是公司政策必须与公司长远利益有着合理的联系。”⑥ 　　在伯利与多德之后，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在赞成者的推动下，美国开展了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多数州的公司法确立了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由传统的实现营利最大化的公司法理念到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私法的公法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时代，一般认为，近代法律体系由公法和私法两大法域构成。私法领域，奉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分立的理念，认为自由经济是自然秩序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是最能实现人类福利的经济形态。基于“完全理性人”假设，国家对经济生活奉行不干预政策，认为完全通过市场即可达到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传统哲学和自由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私法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处于强者地位的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无情剥夺，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分配不公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信息的不适当分布，更加剧了消费者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而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消费者的境况更加恶化；无休止的掠夺性开发，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面临毁灭性的危险；失业、通货膨胀使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雪上加霜；经济危机频繁地发生并日益加重，更使人们濒于绝望。这最终带来了人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