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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档案开放主体权利不对称引发思考 　　1 公民与档案开放主体权利不对称的表现 　　 　　案例一：2004年9月2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上海市民董铭因申请查阅岳阳路一处房屋原始产权的相关档案资料被拒，而状告上海某区房产局。 　　虽然此诉讼的被告当时仅涉及房产局一家，但事件的影响已扩大到整个档案界，引起了档案界的深度反思。各种新闻媒体也对档案开放问题给予了诸多关注。人们意识到，虽然档案部门一直慨叹自己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普通的档案利用者面前，档案部门却又是相当强势的。特别是在档案查阅权的问题上，档案开放的随意性极大。我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和科学的解密、开放程序，某份具体档案的开放与否完全是由档案部门掌控，不容利用者有任何辩驳的机会。对于档案部门拒绝公开档案资料的行为，一般公众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因此，类似纠纷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案例二：《东方新报》2003年7月17日刊登了《青年作家因毕业档案写其“精神反常”索赔2100万元》的文章。文中指出：青年作家汤国基以名誉侵权状告母校益阳师专和宁乡教育局，原因是其档案中写着“考虑到该生长期患有头昏失眠等疾病，有时有精神反常现象”的评语，致使其大学毕业后，长期无法被用人单位接受，生活极不稳定，由此引发一场诉讼。 　　类似汤国基的案例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其症结在于，人事档案不向本人开放，公民对人事档案中的信息不知情。又因为对人事档案的形成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使档案中有关个人的评价、鉴定的内容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导致有关人事档案的纠纷、争议甚至诉讼屡见不鲜。在公民权利意识崛起的今天，知情的需求已经不只限于个别人的愿望，而是发展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人事档案不对本人开放，公民的档案知情权就得不到保障，而目前的档案法律中又难以找到对于这项规定的充分依据，于是档案部门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就在所难免。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知，目前在我国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档案知情权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还没有具体化的制度对其实现加以明确。公民在档案开放中实际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利用权与档案开放主体掌握的权利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双方处于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2　公民与档案开放主体权利不对称引发的思考 　　 　　根据有关档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民有保守国家机密的义务，也有获知政府公共信息的权利：政府有开放国家信息的义务，也有维护公共信息安全的权利。历来，我们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对于公共信息安全的保护方面，强调公民的保密义务，而没有对国家信息开放给予足够的重视，忽略了公民对于政府公共信息获知、利用的权利。相对于档案部门拥有的权利而言，普通公民的权利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公民与档案开放主体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中。公民的权利，特别是档案利用权之所以难以实现，其原因主要包括根本因素、制度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四个方面： 　　2.1 档案开放主体享有的权利大于履行的义务是制约公民权利实现的根，本因素 　　在我国，国家已经通过制定政策以及立法等形式从总体上赋予了公民查阅档案、利用档案的权利。但是由于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在档案立法思想上，还是明显地偏向于突出档案开放主体――各级国家档案馆享有的权利，而非其应履行的义务。主要表现为：现行的《档案法》在档案权责制度的设计上缺乏对于国家档案馆的权利、义务的制衡机制，档案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权利大于义务。 　　从享有权利的角度来看，在档案信息的占有上，公民与档案开放主体在信息占有量上严重不对称，绝大部分的档案信息掌握在档案部门，档案部门对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垄断导致普通公民始终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由于公民对档案部门拥有的信息内容与数量知之甚少，缺乏全面把握，公民的档案知情权、利用权往往难以实现。虽然公民依法享有利用档案的权利，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档案的开放与否、开放的时间、范围和内容等都由档案开放主体单方决定，公民却无权提出异议。按照有关规定，公民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未开放的档案，须经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必要时还须经有关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这基本上就将档案信息是否对外开放的权利赋予了档案部门。由于各档案部门的评判标准不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公民的许多合理要求有可能被依法拒绝，公民的档案利用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从履行义务的角度来看，档案法律法规对于开放档案的义务具体规定不多，对于其不履行义务的惩罚措施也没有明确的说明。《档案法》第五章“法律责任”中，强调的重点是在利用档案过程中，利用者违纪和违法责任，对于档案部门不依法履行开放档案，提供利用档案的行为却没有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也没有提及利用者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可供选择的救济途径。《档案法实施办法》在第五章的“罚则”中虽然提到“不按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