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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视野下我国法治信仰构筑与宪政思考 　　摘要:通过宪政实现民主与法治的追求,需要在社会中使公民建立普遍而广泛的法制信仰,我国走上宪政道路仅有30余年,受各方面影响公民还缺乏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因此从公民视角探讨构筑法制信仰并思考宪政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制信仰;宪政;公民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2―0094―02 　　 　　一、法治信仰之于宪政意义 　　 　　宪政,作为一种追求民主与法治的理性方式,西方大多数国家经过几百年摸索与实践已经酝酿出适合各自国情的模式。而作为一种舶来品,宪政在我国经过30余年的发展人仍不够成熟。法治信仰的普遍建立对于实现宪政必不可少,明确二者之间关系,需要我们了解宪政的自身构成元素。 　　1.宪政的外部由政治基础和经济物质基础构筑。英美法系国家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宪政发展历史表明,政治基础决定了每个国家追求宪政这一共同目标所走的道路必然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西方实行宪政的经济物质基础无疑是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契约精神与平等自由的追求催生了现代法治的萌芽,而这种的理念在市场经济下更广泛的传播,要求通过宪政去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妥协与平衡。 　　2.对宪政的内核分析,其基础是社会中法秩序合法性的建立,表现为法与义的统一与和谐。这里的法,指根据各自国家的特点,对制度与法律系统的理性设计,更多体现在立法的技术层面,通过建立法律或法律规则以及关于这些内容的逻辑解释和分析工具,使法律成为一种专门化的技术和工具。 　　所谓义,有的法理学者理解为一种国家族群心理世界中可以凝聚宪政精神的信仰体系,笔者把它通俗地解释为一国内公民与社会普遍形成的正义情感与精神指向,置于宪政文化下就是公民普遍的法治信仰。在西方,经古典自然法的流变和社会契约论的经典传承,法律上的平等自由从神意下降为人的尊严,加之近现代各学派的兴起,对法律的虔诚信仰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普遍共识。 　　3.在我国,政治上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将走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宪政之路,1978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从无到有并逐步发展体现了经济物质基础的逐步积累。多年来立法领域也已经逐渐形成了一股法律专业技术力量,中国法制建设过程的需求更使其繁荣进步,各部门法的研究和相关法律规则的制定,体现了我国并不缺乏立法专业技术。但我国从德主刑辅的法律制度传统到有治人无治法的社会意识根深蒂固自古而然,宪政的实现缺乏普遍的法治信仰。 　　外部基础的完善和立法技术上的日益成熟并没有促进我们的宪政道路峰回路转,国人仍在艰苦中摸索前行,由此引证,法治信仰的缺失的确成为我国实现宪政道路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和阻力。 　　 　　二、公民视角下我国构筑法治信仰的现状和问题 　　 　　1.立法缺乏对现实关注。我国自1978年以来也通过立法建立并逐渐完善着自己的法律体系,从匮乏到完善,从单一到健全,我国立法工作者30余年的成绩显著。但立法由于过于关注功效却忽视了法律对现实生活的正当性、合法性的关注与考量,致使我国的立法陷入了法条主义的窠臼。纠结于法律制度和法条的逻辑设计完善,却忽视了对现实问题的效力。立法与现实的脱节致使法律的整体效力降低,出台了繁多法律却很少有实际功用。以《劳动合同法》为例,2008年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表面看条文逻辑设计都很专业。但对各方利益的核算均不到位,使社会利益的博弈失衡,实施一年多来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目的,反而遭遇了“华为门”等绕过事件,不仅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引发的更多纠纷也使得司法维护成本大大增加。博登海默指出,17到18世纪西方立法的兴起之所以对今天仍影响深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自然法对现实对历史的理性关注。而反观我国,在大规模立法的今天,过多功效不大的法律很容易使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受到消极影响,公民对法律的信赖和信仰程度也会大打折扣,或许立法者跳出立法设计的窠臼,更关注社会现实,考量博弈各方利益后再通过法律进行调整才是更加审慎的态度。 　　2.公民在德与法之间的取舍仍不平衡。“德主刑辅”的历史文化遗传使得我国现代社会中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力较之法律要强大很多,公民往往因为道德上的善恶判断蒙蔽了对法律事实的分析。很多情况下,从道德上看违法者的确严重违背社会道德,但在司法审判尚未明确之时民众的舆论即表现出一种对道德罪恶之人该处以极刑以正风气的态度。公民群体希望扬善除恶的心态本无可厚非,但当处于道德感性的判断形成声势对理性的法律判断造成压力的时候,或许这种道德的舆论压力变成了对法治的伤害。更为遗憾的是,法律事件面前,即使违法者也有维护自己法律权益的权利,而身为法律专业阶层的律师以“不为恶人辩护”的感情初衷压制了自己本该具有的职业操守,这种情况下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