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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国有企业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解读及其思考 　　摘 要：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一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主旋律，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曾是是我国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却暴露出许多弊端。进一步对国有企业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进行分析，对当下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启发价值。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国有企业 　　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20世纪20—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以生产资料国有制和中央计划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质疑，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学术大讨论。在讨论中，各方学者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泰勒（F.Taylor）、狄金森（H.Dickinson）、兰格（O.Lange）等人为首的，坚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合理、可行的经济学家，另一方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米塞斯（L.Mises）和哈耶克（F.Hayek）等人。这次大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兰格等人提出的“竞争解决的社会主义”，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被后人称为“兰格模式”，也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至今没有唯一的阐述。许多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的深入，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也在不断的丰富和改变。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市场社会主义”中的“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市场”是真正的市场，价格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而前者的“市场”，是由中央计划机关模拟出来的，价格是在中央机关的调控下形成的。 　　笔者偏向于W.布鲁斯对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中，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律，计划机关采用价格、利率、税收等手段和“受调节的市场”来取代分配实物的指令性计划。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计划机关的职能主要有三个。一是根据供求状况制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二是决定投资；三是分配由使用国有资源所产生的纯收入。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所进行的生产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产出要达到使该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二是在该生产水平上追求生产成本最低化20世纪60—70年代，布鲁斯根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把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化，提出了“装有内可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即“分权模式”①。这一经济思想，反映在实践上，就是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放权让利”改革。 　　二、中国“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 　　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时间上从1978年到1992年历经整整14年。在此期间，改革的核心思想始终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 　　（一）向国有企业进一步“放权”的尝试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将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此时，中国国有企业的境况却不容乐观。由于长期的“左”的错误，政府部门及企业管理人员沉湎于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没有积累充分和有效的技能与知识；与企业管理有关的统计、信息制度被破坏，国有企业的发展严重滞后②。1978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总结道：“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把注意力放在行政权力的分割和转移上，由此形成了‘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环’。在今后的改革中，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它们能够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执行经济核算制度，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开始了被称为“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国有企业改革。1978年10月，四川省就重庆钢铁厂等六家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这次改革的内容与1965年前苏联“柯西金”改革的内容非常相似，主要有以下两个点：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例如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增加市场需要的产量，承接来料加工；允许企业销售物资和计划外的产品。二是扩大奖励基金的数额，允许企业提取利润留成，允许企业提拔中层干部，以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激励。在开始的几个月，“扩权”的企业生产积极显著提高，效益增加。基于四川改革试点的成功，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要求各地、各部门选择一些企业按照类似于四川试点办法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到1980年，全国试点的工业企业达到6600家，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然而在企业增收的同时，却出现了财政赤字剧增和经济秩序的混乱的情况③。但是在随后不久，这次改革就遇到了同苏联“柯西金”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