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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人人性论哲学思考 　　摘要：巴人的人性论蕴含了很多积极的因素，仔细品味巴人的人性论，其中的很多主张与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普世价值观非常相似。他对人性的讴歌和作品中蕴含的人文关怀直到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巴人；人性论；人道主义；普世 　　中图分类号:B82-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2-0079-02 　　 　　巴人并没有系统论述人性的著作。最能代表其人性论观点的是发表于1957年1月号《新港》杂志的《论人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巴人批评了当时文艺作品中“政治味太浓，人情味太少”的现象，［1］主张文艺作品要有人情味。在巴人所处的年代，人性论与人道主义一样是受到激烈批判的东西。而巴人的人性论又处处体现着明显的人道主义和伟大的人文关怀。这显然与当时的主流舆论格格不入，也成为日后巴人受迫害的重要原因。 　　一 　　中国最早关于人性的论述大致见于儒家经典。《论语#8226;阳货》中有如下记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一书中对此作出的解释为，孔子说：“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遥远。”充分肯定了人的本性即先天能力的近似。巴人对这一点是持赞成态度的。他认为人性是一样的，不分阶级种族，只要你是人，就有人性。这与西方思想启蒙时期很多思想家强调天赋人权的主张非常类似。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认为人具有先天综合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帝赋予的，任何人也无权夺去。更确切的说，只讲阶级而不讲普世的人性就是忽略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那样的人性根本不能称之为人性。然而与今天的环境不同，当时被批判和打到的恰恰是手握真理的巴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巴人的不幸源于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对毛泽东讲话的有意歪曲。1943年10月9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文中，毛泽东对于某些当时在延安的作家关于人性论和人类之爱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讲到：“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3］因为人性是更加倾向于个人价值的实现，这就很容易产生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从而滋生腐败。如果对人性的理解把握不当，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鼓吹下，很多人却在实际上否认了带阶级性的人性。这样大家就误解了毛泽东的观点――即根本不存在人性；如果有的话，阶级性就是人性。这完全是偷换概念，于是巴人的悲剧便开始了。 　　二 　　巴人认为，人性是人和人之间相通的东西。比如饮食男女，这是所有人共同要求的。只要是人，就要吃饭穿衣繁衍后代，这也是人类能够延续下去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有任何人可以以任何借口来否认这一点。但是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阶级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变得无关紧要，人性变得一钱不值。在巴人看来，之所以有阶级斗争，就是因为阶级社会对人性的压制。孔子也曾经讲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4］孔子的这种观点被我们普遍接受，而巴人同样的观点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只不过是因为巴人把人性与阶级对立了起来，而当时的主流舆论则认为阶级与人性是统一的。在当时那样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巴人的理论无异于公开与政府作对。虽然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巴人并没有成为批判的重点，甚至还能在1957年把他的《文学论稿》加以再版。但是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文艺界再次掀起了批判高潮，巴人终于未能幸免。 　　1960年姚文元写了一篇长文，他讲到：“五四以来，无论是公开打着资产阶级旗号的反动文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混入革命队伍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家，都多次地用‘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作为武器，向中国共产党，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攻。”在谈到巴人的时候，姚文元问道：“为什么这个时期‘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呢？因为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死守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感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就是巴人变得更加关心‘人’的原因。”很明显这是姚文元运用所谓阶级分析来把纯粹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政治罪名的一种卑鄙手段。姚文元就是靠这个伎俩受到重用，并在文革中爬上高层位置，而巴人就成为了其升官之路的牺牲品。 　　巴人的主张与主流舆论不同，当然就成为了无耻御用文人的标靶。他认为人除了阶级性以外还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意识。而这种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毫无疑问就是人性。［5］在巴人看来，阶级性就是人性的自我异化。异化（alienation）原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它的含义不仅指背弃自身，转变为异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