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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诗文阅读评价测试思考 　　一 　　 　　古代诗文阅读教学，历来作为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备受重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义务课标》）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高中课标》）都给予了它相当高的地位。那么，关于古代诗文阅读的评价，《课标》又有怎样的规定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评价学生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重点在于考察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而不应考察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 　　――《义务课标》 　　文言文阅读的评价，重点考察阅读不太艰深的文言文的能力，还要注意考察学生能否了解文化背景，感受中国文化精神，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 　　――《高中课标》 　　相比较而言，《义务课标》的评价要求同时指向“古代诗词”与“文言文”阅读，要求很完整很明确。《高中课标》在“评价建议”中只针对“文言文阅读”给出了要求，对于“古诗”阅读则未见专门规定。这与《高中课标》中的“教学建议”的规定形成了一种对照： 　　古代诗文的阅读，应指导学生学会使用有关工具书，自行解决阅读中的障碍。文言常识的教学要少而精，重在提高学生阅读古诗文的能力。要求学生精读一定数量的优秀古代散文和诗词曲作品，教师应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培养学生诵读的习惯。 　　从上面的表述来看，是不是意味着，《高中课标》关于“古诗”阅读的评价似乎有事实上的内容缺漏？考察一下《高中课标》的“课程目标”，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形。在《义务课标》的“课程目标”中，关于“古代诗词”与“浅易文言文”阅读，是分列两条来说明的，在内容要求上当然也有差异。而《高中课标》只在说明“诵读”要求时，是同时兼及“古代诗词和文言文”两项的，而对于“古代诗词”另外的目标内容，则并没有专门列出。 　　这会是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的疏漏吗？或者，我们宁可把它理解为《课标》专家是另有考虑的？事实上，在《高中课标》的“评价建议”中，与前述古代诗文阅读评价并列的一条内容是“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评价”： 　　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评价，是阅读与鉴赏评价的重点。要重视评价学生对作品的整体把握，特别是对艺术形象的感悟和文本价值的独到理解，鼓励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和创造性的解读。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定，在《高中课标》研制专家看来，“古代诗词”阅读（鉴赏）的评价，显然是有别于“文言文阅读”评价的，文言文阅读重心在于“理解”，而古诗阅读重心在于“鉴赏”（审美）――这好像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从概念的角度来看，“古诗（文本）”可以看做“文学类文本”的一个下位概念（从文体角度），当然也可以看做“古代诗文”的下位概念（从时代的角度）。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认为，《高中课标》研制专家既然将“古诗”阅读的评价纳入“文学类文本”阅读评价系统内，而不是与“古文（文言文）”合为一体，可见，评价“古诗”阅读时，我们当然应该更多关注其文学性特征，而不像古文阅读评价，更多地着眼于其“文言”语体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较之于《义务课标》，《高中课标》对于“古诗文”阅读评价的处理方式，更显出其科学性。因为“古诗”与“古文”两者在教学目标上是有区别的，如《义务课标》的“课程目标”所言，虽然在强调“背诵”方面，古诗与文言文有着很多的共性，可是，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古代诗词教学，注重的是“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文言文阅读教学，强调的是“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教学着眼点不同，评价测试的着眼点当然也不同。可是，为什么《义务课标》在“评价建议”中要将古诗与古文的评价合在一块，笼统地以“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来加以说明呢？试想，八年级学生在学习《石壕吏》这样的有一定古代汉语障碍的“古诗”确乎有必要“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而像《春望》与《游山西村》这样的“古诗”文本（均为人教版新课标实验教材课文），是不是也要将此作为学习的要求呢？――显然，古诗的学习，重点还在于考察学生能否“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义务课标》第四学段“阶段目标”）。 　　 基于同样的理由，《高中课标》在“教学建议”中将古诗与古文合在一起也是值得商榷的。据此操作，是不是意味着要求高中生在进行古诗阅读（鉴赏）的时候，比如《登高》或《声声慢》（寻寻觅觅）（均为人教版新课标实验教材课文），也都应该像面对文言文那样有意识地将“文言常识”等知识当做必需的学习内容呢？ 　　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下结论，虽然从作品产生的时期来讲，“古诗”与“古文”有着很大的共性；可是，无论从语体角度（狭义的古诗显然并不全是“文言”作品，古代词曲作品更是如此），还是从文体角度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