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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人口红利期拐点判断及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年龄结构入手研究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的新视角。围绕我国人口红利的出现、消失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理论界的认识和观点也有很大差异。 　　 一、我国“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判断 　　 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和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又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机遇期”等。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口抚养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时，通常被认为进入人口红利期。从人口发展理论来看，人口红利期的出现和消失具有必然性，通常意义上将人口红利期的结束称作人口红利期拐点。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人口负债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期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2011―2050年，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除2025年和2026年外总体呈下降趋势，少儿比重持续下降，老年比重稳定上升，导致总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2034年首次突破50%，这标志着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①。2011年总抚养比进入峰谷，约为35.65%，其中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24.49%和11.17%。随后总抚养比将逐步提高，在2025年和2026年出现小幅调整后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如果将劳动年龄的上限和下限进行调整，即提高下限并降低上限，那么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有所提高，总抚养比迅速上升，人口红利期拐点将会提前到来。以15―59岁为劳动适龄人口，对预测数据进行平均匡算，人口红利期拐点将有可能提前到2016年左右。 　　 二、“人口红利期”拐点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与影响 　　 人口红利期拐点理论上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减少，必将对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科技进步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对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形成巨大挑战。 　　 （一）国民经济仍将保持中速增长 　　 从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动力机制来看，人口红利期拐点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太大负面影响，国民经济仍将以中速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第一，我国将逐步摒弃以要素资源大规模投入为主要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减少能够通过要素替代、就业结构升级等途径来得到补偿。第二，我国将改变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高企的局面，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淡化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人口抚养比提高带来的储蓄率下降正好与这一调整方向相吻合。第三，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制度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间就业歧视，这将充分释放劳动力市场的活力，继续分享劳动力分工配置的增长效应，直至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一致。 　　 （二）劳动力就业质量总体提高 　　 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就业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来看，人口红利期拐点不仅不会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反而有助于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健全，并推动充分就业时代的到来。第一，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面临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沿海地区等出现的“招工难”、“民工荒”等问题，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服务业的一线，这主要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据估计，“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而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是1200万②，促进就业依然被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第二，应届毕业生是新增劳动力中最具变数的群体，也是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但是近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相当严重，就业成功率不高，就业稳定性较差。“十二五”期间，每年高校毕业生近700万人，中专、技校、初中、高中毕业不再升学的学生大约为700万人，帮助应届毕业生实现就业仍将是各级政府就业工作的重点。第三，我国将推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人口红利的增长源泉也将由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继续推动国民经济的中速增长。我国人力资本指数从1980年的1.1%提高到2000年的13.8%，2009年大幅提高到124.3%。201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3.3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三）社会保障压力明显增大 　　 我国在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同时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我国将由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最后进入重度老龄化，这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全方位的压力和挑战。第一，养老保险将面临收不抵支的制度风险。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养老保险缴费人数的相对下降和养老金领取人数的相对上升，在养老金待遇既定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将有可能面临收不抵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