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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假释制度理论探讨 　　摘要:假释制度是一项极具刑罚效益的制度,但在我国的适用却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而不容乐观,本文从行刑观念、立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做了一些探讨,与同仁商榷。 　　关键词:假释制度 立法分析 理论探讨 　　 　　一、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 　　假释制度是在广泛吸收西方各国绝对主义理论、相对主义理论、折衷主义、主观主义与教育刑思想等刑罚理论的精华后,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应运而生的,既实现了对罪犯的惩罚,也体现了罪犯的教育矫正和重新社会化。国际刑法和监狱会议历来关注假释制度的价值和运用方法。1950年的海牙会议,对假释制度的评价极高,与会者认为,假释是正常而不是例外的制度,并在大会决议中明确指出是“刑罚执行的一部分”。 　　据上分析,假释的功能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1.鼓励受刑人自新。罪犯入狱后,服刑环境与服刑前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其内心受到惩罚的痛苦,并产生重返社会的渴望,假释制度无疑会对这些特殊人群产生强烈的激励作用,影响其改造的行为并以良好的改造表现换取较好的处遇。 　　2.救济长期自由刑之不足。由于犯罪形态千差万别,加之社会、人为因素的干扰和罪犯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困难等原因,难免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更何况,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在服刑中,会呈现出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假释制度在对于适法救济和激励罪犯改造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弥补作用。 　　3.宽缓监狱压力,实现刑罚经济性。监狱是一种有限的国家资源,据有关统计数据,我国在押罪犯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1982年为62万人,1999年增至141万人。目前我国关押一个罪犯年平均成本为2.5万至3万元。监狱警力严重不足。合理配置资源,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刑罚效益尤其值得研究关注。 　　4.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搭建罪犯复归社会的中介和桥梁。德国刑法学者封?李斯特研究表明,罪犯刑满释放之初是最容易重新犯罪的时期。假释制度通过社会综合资源的有效利用,刚好可以解决罪犯释放之初的社会适应问题。 　　二、我国假释制度的适用现状 　　和西方相比,我国假释的适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率都极低。由于对非监禁刑的重视,西方发达国家的假释适用率一直以来都很高。1992年~1993年度,美国在监狱服刑罪犯的假释率为72%。瑞典1993年度假释率达33%。亚太地区,中国香港的假释率为48.8%,澳大利亚为38.3%,日本假释率在80年代一度达到53.7%,近年有所下降,为11.6%。而1995至1999年五年间,我国假释率都在2%左右。即使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监狱,目前每年假释罪犯也只有3%,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年假释率约1%。这说明发达国家已充分认识到监禁刑对于犯罪人和社会都有着严重的缺陷,需要通过非监禁刑加以弥补,而我国行刑界仍然迷信高墙电网,使得假释制度处于被实际虚置的状态。 　　三、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的原因分析 　　(一)观念分析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犯罪是多因一果的产物,犯罪人是社会的破坏者,另一意义上也是社会的“受害者”,社会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重新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预防再犯罪的途径不再是严刑峻法和将罪犯完全与世隔绝,而是将监狱由封闭式向开放式延伸,广泛借助社会力量加强罪犯和社会的联系,矫正其心理和行为,恢复其社会适应能力。而在我国,传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朴素报应主义观念对民众影响比较深远。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后,“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观念盛行,反映到刑事司法领域,则主张行刑人道主义,对罪犯的惩罚应限制在矫正的限度内。而在我国,社会为本位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注重防卫社会。 　　(二)立法分析 　　1.现行审批模式和程序造成假释适用效率与公正性缺失。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假释与减刑的适用程序相同,即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假释提请权,法院行使假释决定权。实践中的一般做法是法官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和报送的罪犯服刑表现材料研究决定,这种书面审理方式的间接性使得这一程序流于形式,丧失公正性。其次,由于减刑假释案件在有的法院工作中不计入法官的工作量或若干减刑假释案件计一个工作量,一些法官累计批量审核,造成假释适用效率的缺失,影响到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奖励越是及时,激励效果越好。另外,这一刑罚执行制度是否应由法院决定,理论界也存在争议,从法律传统上看,英美法系一般把假释视为行政措施,最初由狱政部门到后来由专门的假释委员会来决定假释问题。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假释视为司法措施,假释决定权属于法院。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司法理念的问题。 　　2.适用条件过于严格和原则。(1)实质条件标准过高。我国现行法中关于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的规定是“确有悔改表现”和“假释后不致危害社会”,过于原则和抽象,在实践中给裁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