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湖北人文化性格论析.docVIP

明清湖北人文化性格论析 　　摘要：明清时期湖北行政区域范围大致定型，同时也是湖北人文化性格的基本核心经过历史承传和积淀得以初步定型的时期。明清湖北人的文化性格，细分开来，可能有无数表征，其中最显著的约有四种：朴野劲直、机变智巧、淳顽相半、俚俗躁急，这种文化性格与湖北文化本身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湖北文化；湖北人；文化性格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4-0117-06 　　探讨某一特定区域的文化及其群体的文化性格一直是学者们的兴趣所在。在这个领域，尽管“文化”概念的模糊性，使得与之相关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性格”难以界定.但是存在一个共同的观点：人在区域中获得文化，在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塑造性格。 　　“湖北”作为一个区域，其得名源于宋代，且大部分县治，正是在宋代基本稳定下来。至于“湖北”作为一个直属中央的高层政区，且范围与今湖北省境大体一致，则是在明清时期。“行政区划对于文化具有一种发生学的作用，共享的行政区划表明一段共同的区域历史。”故湖北成为独立的高层政区，方有真正意义上的“湖北文化”。周积明教授认为，“行政区划一旦稳定下来，就有可能对区域内的文化心理产生影响，形成一种公共的地域性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正是同一化的区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比如“吾辈既为湖北人，则以湖北人谋湖北”的“省界”观念。从某种角度看，有真正意义上的“湖北文化”，方有真正意义上的“湖北人文化性格”。 　　一、“朴野劲直”与“尚武”、“尚巫”的荆楚遗风 　　文化性格是人的内在的文化基因，一经形成，便具有一种恒常性、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荆楚遗风铸就了湖北人最为核心的文化个性――朴野劲直，至明清，湖北人仍“民风朴野”、“劲悍决烈”，且此特征更加鲜明。 　　“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其人率多劲悍决烈”，在明清方志中此类记载比比皆是。襄阳，“襄人劲悍决烈”，“人民朴野”；”远安，“其风朴略，民俗简陋”；公安，“尚劲悍”；安陆，“其气急悍”；嘉鱼，“正直侠烈。” 　　湖北人“劲悍决烈”的文化性格铸就了他们重义、尚直的品质。枝江，“质直好义，不事夸诈”；广济，“淳魇近古，然好气任侠”；兴山，“民多朴鲁亢直”；汉阳，“民陛劲直决烈，多行仁义”；武昌，“邑人喜谈气节……仕于朝者多孤立而少迎合，隐于野者多磊落而怂恿于道义，即谋生他业者亦自有梗概之气。”故万历朝之湖北籍进士李若愚在《请旌楚二社稷臣疏》中自言：“臣，楚人也。楚世传三闾大夫忠义，宁玉碎，毋瓦全；宁烈死，毋佞生。其俗然矣。”自豪之情表露无余。无庸讳言，湖北人劲直悍勇中难免夹杂着“蛮”性，虽仗义豪爽，勇武刚毅，但不免“负性使气”，“斗悍好胜”，亦令士人汗颜，称“此则楚人之罪”。 　　至于湖北人刚劲、勇毅、悍直、重义性格的形成原因，后世志者歧说不一，有曰“其山耸拔”，有曰“土脊民贫”。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失之偏颇。古人云：“人多勇悍决烈，犹有楚之遗风”，一言中的。以“尚武”、“尚巫”著称于史的荆楚遗风，不仅是湖北文化传统之本源，而且在湖北人文化性格生成演变中，表现出极大的活力。 　　西周至战同，筚路蓝缕，拓跋草莽的楚族，屡遭中原强邻之侵扰，却奋厉竞进，继而兵锋北指，数战强晋，称霸中原。楚先人在强国富族的过程中，铸就了一股尚武的英雄血气。强烈的尚武精神深深根植于楚文化的土壤之中，磨砺了楚人勇猛刚烈的个性和倔强率直的气质。《荀子?议兵》谓：楚人“轻利傈速，卒如飘风。”《隋书?地理志》曰：“人性躁劲，风气果决，视死如归，此则其旧风也。”足见，这种文化性格一经形成，不会因时而钝，却能顺势而锐，影响至为深远。 　　楚国巫风盛行，因而楚人“尚鬼”、“敬鬼”，称“死于国事者”为“百鬼之雄杰”，“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出于对先祖丰功伟绩的缅怀，对其奋勇顽强之英雄气概和至死不渝之爱国情操的崇敬，楚人对神鬼奉祀唯谨唯盛，“尤重祠祀之事”，足见楚之尚巫崇鬼与楚俗尚武息息相关，极富区域性文化特色。楚人尚鬼而好祠，祠必载歌舞，舞必邀众民。荆楚巫舞气势宏大、节奏铿镪、动作犷野，充满了狂放不羁、高亢激越、自由超脱、粗朴率真，且近于原始本能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交流。这种巫鬼信仰编入歌旋舞律，流传于日常生活，潜藏在灵魂深处，模塑了难以移易的文化心理传统，遂在湖北人强劲悍直、任侠尚气的性格中，掺杂了浓郁的原始朴野气息。 　　朴野劲直是明清湖北人最为核心和最为普遍的文化性格，然“广谷大川异志，民生其间异俗”，由于湖北省域内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又使得这一性格呈现出地域性差异。鄂西山地乃险峻之区，万山之中，舟车不至；且平原少，旷土多，其民“刀耕火种……其力十倍于他邑”，往往“不善商贾”。山地封闭的自然环境和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