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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贿罪立法完善思考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中，行贿罪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是其根源，具体而言，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要件及行贿罪的客观方面――“给予财物“行为之现有立法规定已不能适应刑法惩治新型行贿犯罪行为的需要。本文立足这一现状，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对完善我国行贿罪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行贿罪；不正当利益；给予财物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10-0233-02 　　 　　1“行贿罪”的立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了行贿罪的犯罪构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对于如何界定“不正当利益”，长期以来理论界争论不定，实践中也标准不一。“两高”于1999年3月4日颁发《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其中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这是司法解释第一次对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界定。是认定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律依据。但该解释过于笼统。具体案件又纷繁复杂，使得法律工作者无所适从，大大降低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刑法一方面强调严惩贪污贿赂罪。另一方面又加上主观要件的限制。这既不符合立法原意，也增加了司法操作上的难度。贿赂内容是行贿罪的中心环节，不论何种行贿犯罪，都是以行贿内容为轴心展开的。贿赂内容范围的宽窄直接影响到对行贿罪的打击面的大小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把行贿内容仅仅限定为财物，未免过窄，不利于惩治、遏制行贿犯罪。实际上也放纵了那些利用职务获得除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的受贿罪行为。 　　 　　2行贿罪中的立法之不足 　　 　　2.1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主观要件 　　把“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必备要件加以限定，明显忽略了刑法所保护客体的完整性。没有充分顾及行贿对社会的危害性和与受贿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无论哪种目的的行贿，所侵犯的是同一个客体，即国家工作入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打击行贿的目的是防止受贿。因而，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行贿行为，无论其主观上想谋取的是何种利益。都是对公职的收买，亵渎国家权力，符合行贿罪的客体要件。那么只对其中一部分加以限制地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另一部分采取宽容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失衡。近年来。党和国家把打击贿赂犯罪作为惩治腐败的主要内容，但是，贿赂犯罪不但没有遏制住，反而敷演愈烈，这与行贿罪打击不力致使受贿不止有直接关系。“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而从另一个侧面袒护了所谓“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无论谋取的利益正当与否，并不影响其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侵犯，况且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利益多元化。“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用一个确定的标准将二者截然分开。这既给司法人员具体适用法律造成困难，也使一批行贿人以“为谋取正当利益”为借口逃脱应得的制裁。把认定行贿罪的重心放在“谋取不正当利益”上，纠结于“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辨析，实际上考量的是行贿目的，而将它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是有失妥当的。 　　 　　2.2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是行贿行为的基本形式，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犯罪的内容仅仅限于财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用于基本生活需要和生存需要的财物已不再能满足受贿者的胃口，人在基本需要满足后，就要求能体现自我实现的需要，于是，贿赂的内容不断“推陈出新”，行贿人不但可以利用物质利益，而且完全可以利用非物质利益满足受贿人的欲望，①各种物质性利益和无形的非物质性利益便开始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新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以非物质利益作为贿赂的手段，使国家工作人员不惜以损害他人、集体甚至国家利益作为对行贿者的回报，败坏社会风气。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以财物为贿赂手段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比起来毫不逊色，然而按我国刑法，这种行为却不能作为行贿罪处理。这显然不能适应打击和预防现实生活中日益严重的、形式多样的贿赂犯罪的需要。 　　 　　2.3我国行贿罪的立法完善 　　2.3.1取消“不正当利益”的限制 　　将行贿罪的行为目的限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