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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确定性、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摘 要：本文以制度距离为门槛变量，应用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制度距离较小的情形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制度距离较大的情形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激励作用。这也意味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随着制度距离的变化而表现出了明显的区间特征。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制度距离 对外直接投资 门槛效应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参与到了对外投资活动中，OFDI规模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对于这一现象，刘晶、朱彩虹（2012）等学者认为除了传统的市场、资源、地理距离等因素之外，还应该将制度和政策的环境变量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韩国高（2014），陈国进、王少谦（2016），饶品贵、岳衡、姜国华（2017）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决策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那么，我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否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相关？在不同的制度距离情景下，我国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对我国OFDI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是否有所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为解释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的现象提供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为通过政策优化设计来更好地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提供依据，从而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从规模化扩张阶段过渡到效益化提升阶段，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设定为我国对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流量（OFDI），主要反映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总体情况和区位选择，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制度距离的衡量方法，基于如下指标来测算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政策相对不确定性水平： 　　DEPUJt=EPUCt-EPUJtEPUGt 　　（1） 　　其中，EPUCt和EPUGt分别表示我国和全球在t时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Jt表示我国对外投资东道国在t时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来自于Baker， Bloom and Davis（2016），得分越高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得分越低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低。 　　3门槛变量。设定为制度距离（SDI），用于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所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效应在不同的制度距离区间中有何变化。测算我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距离的步骤如下：首先，从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和没有暴力及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管制质量，法律，反腐败等六个维度来评价各国制度质量；其次，将我国的每个子项目得分与东道国的得分相减并且取绝对值，得到我国与东道国在各个子项目上的制度距离；最后，借助因子分析法对上述六个维度进行综合，从而得到研究所需的制度距离变量。 　　4控制变量。考虑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东道国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决策造成影响，设定以下三个控制变量：一是东道国经济规模（GDP），用东道国GDP的对数值来衡量；二是东道国技术禀赋（TEC），用东道国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值来衡量；三是双边贸易额（BTA），用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进出口贸易额的对数值来衡量。 　　（二）数据说明 　　本文构造的是平衡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的时间范围是2003-2015年，研究样本涵盖了除“避税天堂”以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地，具体包括了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爱尔兰、西班牙、俄罗斯，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的智利、巴西，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在内。 　　各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如下：对外投资流量（OFDI）数据来源于我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经济政策相对不确定性水平（DEPU）数据来源于《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ices》，制度距离（SDI）数据来源于WGI数据库，东道国经济规模（GDP）和双边贸易额（BTA）数据来源于UNCATAD数据库，东道国技术禀赋（TEC）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 　　（三）模型设定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重点考察在不同的制度距离区间，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流向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以单一门槛回归模型为例，其基本形式如下： 　　Yit=α0+α1Xit*I（qit≤τ）+α2Xit*I（qitτ）+α3CXit+εit 　　（2） 　　其中，Yit，Xit和CXit分?e是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