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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民族国家与人地关系对话 　　施展：冯老师，我最近写了两篇关于俄罗斯的文章，文中有些非常规性的设想，可能是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俄罗斯研究者因无知而无畏吧。但也正因此，心中难免惴惴，想听听您的批评意见。 　　冯绍雷：这两篇文章我读过了，都还比较有意思。你的第一篇文章探讨了俄罗斯的帝国性，这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了，它与俄罗斯内在的巨大矛盾性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我注意到你也引述了别尔嘉耶夫的观点，俄罗斯内在的矛盾性正是他孜孜求索的谜题。你这篇文章有意思的部分在于最后关于“欧亚合众国”的设想，设想通过这样一种政体结构，化解掉俄罗斯的帝国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张力。严格来说，这种探讨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经验性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政治学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论述还是值得肯定的。 　　施展：谢谢您的肯定。第一篇文章所探讨的帝国性一现代性等等张力结构，与列宁、斯大林他们建立苏联的理论拟想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 　　冯绍雷：这也正是我要提到的。你的第二篇文章讨论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苏联大陆帝国之间的关系，它可以作为第一篇文章的一个很有趣的续篇来读。这第二篇从“人”－“地”统一的角度来观察中亚地区，解读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是把苏联解体归之于“人”－“地”两空的解释，有一定意义。但是，这样的分析总的来说，无论在政治学还是在国际问题研究中，都还不是新的研究。在欧美的苏联帝国研究、以及中亚研究中，都有过这样一类分析。 　　我倒是有兴趣与你再探讨一下这篇文章的论题之一：“人”－“地”关系问题。这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等的核心议题――“民族”由使用相同语言、信奉相同宗教、基于相同文化心理认同的“人”构成，“民族国家”则必须依托于具体的“地”。然而，“人”－“地”却又始终是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在紧张所在。“人”、“地”分离比比皆是，也未见有圆满解决之可能。原因之一，可能是受各个阶段政治环境与政治目标的影响。比如，正像你文中所言，对于斯大林来说，为了实现终极的共产主义理想之普遍性超越，民族现状只是一个过渡；原因之二，还是受历史发展不平衡和文明多样性的深刻影响，任何一种“人”－“地”关系的统一只能是相对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提一个极端的假设：可能“人”、“地”互相吻合和一致仅仅是一种偶然，也许仅可能出现在欧洲部分民族国家。在那里，疆域与民族恰好得以重合。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也许欧洲式的“人”“地”一致或同一的原则，在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中亚地区这样的被一些理论认为是“边缘”和“非正常”的“人”“地”交错格局，反而是值得作为“典范”来加以研究的。尤其是当作为标准型民族国家建构的欧洲自己也已经逐渐转化为“后民族国家”之时，这一类思考是否应该进一步推进呢? 　　施展：“人”－“地”关系的确是政治问题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现代尽皆如此。但是，古代与近代在组织原则、理念依托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就我的理解，您方才所探讨的正是近代以来的问题。我以为，近代以来的所谓“人”一“地”关系，只不过是政治叙事的理论建构而已。其核心目的在于，如何将已经从古典帝国叙事结构下脱出、在“国家理由”理念下构造出了自立之根据的绝对主义国家，转化为人民主权叙事所可以统合的政治体。 　　冯绍雷：实际上还不止是近代国家，这涉及到了古典帝国、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等几种不同的政治统合方式。 　　施展：是的。在古典帝国时代，它所依凭的理念是有着最直接的普遍性的――它要作为一个宗教或是文明的道德理想的现世承载者而存在。政治不关乎特定的“人”与特定的“地”，唯关乎德性。至于它具体的疆域与人民，并不是帝国的本质性构成要素。帝国因此而必定是普世的，或者换成另一个词，帝国本身便是一种绝对性的表现――就现世而言，帝国给出了终极意义，构成了人们的终极效忠对象…… 　　冯绍雷：我得提醒你，此种帝国只存在于理念当中，现实当中的帝国必定要有其人民与土地的具体限制的。并且，东方与西方在此问题上是否完全一致?也是需要注意思考的。 　　施展：谢谢您的提醒。的确，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区分的。我先来说说西方的演变吧。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进入中世纪，一些大领主带着一群小兄弟征讨四方，然后分封手下，封土建邦。经过多年的折腾，欧洲在第一个千年之后逐渐开始进入相对成型的封建社会。 　　冯绍雷：这个封建社会并不是简单地因其生产方式而获得确认的，因此，还不如说它更多地是因为其分封式的政体结构，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东周列国，包括秦汉大一统帝国以后还局部地出现的分封割据局面。 　　施展：没错。西欧封建社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特定的“地”开始作为领主们的财产权对象存在了。他们的影响力与法理意义都在于其是某一块土地的领主，而那些居住或是被固着于该块土地上的人，则因依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