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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目录通信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是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各地政府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期刊登的这一组政府官员和学者间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内容的通信，揭开了本刊新辟讨论类栏目――“话题热议”第一个话题的序幕，在接下来的几期里，我们将邀请有关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就这个话题展开专题探讨，欢迎对此有兴趣的读者积极参与，将你们日常工作中的所思所想，以你所喜欢的任何写作形式发给我们，参与讨论，以期共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写信人：李为 （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 　　李超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李超平致李为的信 　　李为，你好！ 　　 　　记得去年的1月份，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新年峰会上，你应邀出席会议并就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编制问题做了发言，介绍了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学术界能够予以关注。作为与会者，听了您的发言，心里颇多感触。当中国政府在信息公开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行的时候，一种专业的理性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真的施行政府信息公开，那么，海量的信息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开以及政府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有序系统供公众查询？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紧迫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学人关注的问题。但坦率地说，尽管我所在的学科――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是一个研究信息组织的专门领域，但由于从来没有与政府的实际工作领域真正发生过关联，所以，我即使觉得这一问题值得关注，但它还是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毕竟，学人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关注需要通过具体表达的需求来启动，在没有任何需求启动的情况下，我曾经有过的念头就这样一闪而过了，而你的发言又将它重新唤醒。 　　去年11月的杭州重逢，使我们俩有机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可惜的是，我是在毫无了解具体进展情况的背景下来与你讨论的，所以，尽管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但这一讨论 终究未能触及实质性的问题。 　　此信是希望获得你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观察和思考的细节，以使我能够进入角色，所以，百忙之中的你，就拨冗把想说的话写给我吧，让我能够更有方向性地进入这个领域。 　　 　　顺致 　　 冬安！ 　　 　　李超平 　　2008年12月5日 　　 　　李为致李超平信 　　超平，你好！ 　　 　　2007年4月中国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出台，该《条例》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这个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走向服务型政府、法制政府和责任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实施条例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政府信息主管部门都碰到同一个很技术的问题，即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公开指南如何编制？条例19条只简明写了一个初略的轮廓。我相信许多编制目录和指南的政府官员都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因而有过许多烦恼。还不仅如此，能不能形成一个统一、规范、适用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关系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对公众的信誉问题。 　　在条例生效的半年前，我多次与武汉大学的陈传夫教授讨论有关事宜，我请他专门撰写了《我国政府信息目录编目统一刻不容缓》一文呈送国信办欧阳武司长，在欧阳司长把该文转给国办相关领导后，我和传夫教授因此而进了国办的目录专家组。专家组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期间经历了反复讨论甚至多次争吵，终于在条例实施前完成了《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与《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编制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我之所以对《目录》与《指引》如此投入精力，是希望全国能够按照一个统一的规范去做，以便最终形成中国政府公开信息的定位系统。 　　你在信中提及图书馆学是一个涉及信息组织研究的专门领域，是的，这正是我能够从专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基础。作为我国著名情报检索语言专家张棋玉教授和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彭斐章教授的弟子，我曾经的专业学习使我深知编制中国政府统一的信息目录系统的重要意义，只有一个统一的目录系统（实际上就是政府信息的定位系统），才能有效整合全国的政府信息资源，须知，目录不统一，同样会形成信息孤岛。 　　美国早在90年代就建成了政府信息定位系统（AGILS）,欧洲各国也是早在我国实行政府信息公开之前就基本完成了政府信息定位系统建设。面对这种现状，我有一个中国政府信息定位系统的梦想，它的分类体系是统一的，著录格式是统一的，索引标识系统是统一的，有题名、主题、分类等多途径检索功能。它能检验我们是否有行政程序法，能体现出我们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深度。可是我们现有的系统离这个梦想还很遥远。我离开图情界已经很久了，远离专业的我也不了解新的学术发展，但我深知这个学科已有的积淀能够帮助政府人去实现这一梦想。我尝试着找过一些业内的专家，但我很失望，一边是真正对信息组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一边是政府信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