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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 　　[摘要]基于我国农村居民阶段性大额消费特征，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时变参数模型从动态演化角度分析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且效应呈扩大趋势；从区域上看，粮食主产区的挤入效应大于粮食主销区，但粮食主产区挤入效应呈下降趋势，而粮食主销区仍保持稳定增长，波动较小。从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存量、流量水平以及优化农业基础设施结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居民消费；动态演化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5）05-0098-03 　　[作者简介]李飞（1989-），男，汉族，湖南益阳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刘寒波（1965-），男，汉族，湖南岳阳人，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财政。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绩效评价：基于“双EQ”框架（项目编号和2014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CX2014B286）对本文资助。 　　一、引言 　　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主要受家庭收入和消费平台影响，而农业基础设施公共投入既可以改善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农业收入增长，也能刺激要素流动，激发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但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政府公共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至今存在争议，其争议主要围绕挤出效应（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减少）还是挤入效应（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引起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其中，Aschauer（1985）、楚尔鸣（2008）、Okubo（2003）、Barro（1985）、Tsung-wuho（2001）、李树培（2009）和李建强（2010）等学者从投资总量的角度证明了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杨智峰（2008）、申琳（2007）、Devereus（2004）、Karras（1994）、姜洋（2009）等学者却认为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还有学者认为政府公共支出可能对居民消费具有“双重”影响，即在短期内可能表现为挤入效应，但从长期看可能表现为挤出效应（谢建国，2002；温娇秀，2007）；此外，也有学者从基础设施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贺京同，2009；洪源，2009；李春琦，2010）。 　　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虽已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由于样本范围、模型构建以及实证方法上的差异导致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农村发展的特殊情况导致西方的先进理论在中国并不具有普适性，如西方主流的生命周期和永久假设理论；其次，现有研究中衡量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变量大多采用“流量”数据，而未考虑“存量”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再次，现有研究也并未考虑把农业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动态化考量，即可能这种影响并不是固定地表现为“挤入”或“挤出”效应，它可能存在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本文将利用农业基础设施“存量”数据，选择时变模型，从动态角度分析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国内学者认为西方主流的现代消费理论并不适用于分析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尉高师，2003），主要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原因：第一，我国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具有阶段性特征，如建房、结婚、子女教育等阶段，而并非西方现代消费理论所阐释的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平滑消费，因此，为实现某一消费目标，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大额支出；第二，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同时受传统观念影响，农民并不愿意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因此，在大额消费前必须进行储蓄；第三，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农民收入偏低，导致生产行为并非追求收益最大化（即经济理性），而是家庭成员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力辛苦程度之间的某种均衡，即家庭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本文试图构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并用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作为衡量消费能力的体现，具体建立模型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了1989―2013年关于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居民消费量以及农村居民收入等数据。同时，为使模型拟合效果更佳，本文选取人均数据作为各指标的衡量值。 　　首先，我国官方尚未有农业基础设施存量指标的统计。目前，学者们主要采用货币和实物两类指标进行衡量。但由于货币指标通常是投资量直接加总，难免具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实物衡量却因度量单位的差异也存在缺陷，使得投资流量积累无法正确反映真实有效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Pritchett，1996；何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