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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影响因素与促进对策研究 　　摘要：加快促进那些市民化意愿更强、市民化能力更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快捷之路。建立由政府主导的、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需以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为基础。本文基于1031个样本，通过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影响浙江省40岁以下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资本、城镇生活情况、个体发展认知和市民化意愿对其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城市政府要想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致力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改善居住条件、增强对城镇的归属感、适度降低生活成本，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和承担能力。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成本 分担意愿 影响因素 　　一、研究现状与提出问题 　　2014年3月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正式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了政府、企业、个人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中的角色，其中政府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成本。企业要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加大职工技能培训l投入，依法为农民工缴纳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农民工则要积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并按照规定承担相关费用。 　　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研究主题已经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到具体成本的测算，再到成本分担机制构建，以及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前三个主题，学者的观点基本致。其中柳博隽（2013）强调了要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强调政府要承担公共服务成本，企业要承担劳动保障成本，农民工个人要承担城市生活成本。冯俏彬（2013）则认为建立健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x：一是妥善处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二是妥善处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流出地、流入地政府间财政关系；三是创造条件，积极谋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多方合作，共同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当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摊，需要各承担主体有相应的承担意愿和承担能力，即使财力最强的政府也并非易事。例如，余小英（2015）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总量大，承担了绝大部分成本的政府面临实际财政支出的制约，因此，要构建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成本分担主体协调并进的分担机制，要培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自我分担的能力，重视激励与考核机制的建立。 　　但是从市民化意愿的已有研究来看，不同研究的结果之间出入较大，例如姚植夫、薛建宏的统计表明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和加入城市户口意愿对依次为“不想=1”、“不太想=2”、“不确定3”、“比较想=4”、“很想=5”共五个选项的选择均值为3.11和3.12，两项均值都不高。张丽艳、陈余婷（2012）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的调查发现只有34.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市民化意愿而夏显力、张华（2011）对西北地区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统计表明愿意市民化的比例达到68.73%。可见，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表达是有分歧的，单纯的询问农民工是否愿不愿意市民化，很难反映农民工的真实想法。在笔者看来，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绝不等于农民工有意愿承担市民化的成本。与其分析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还不如探讨农民工是否愿意承担实现市民化所需承担的成本。如果进城农民工自身具有较强烈的意愿来分担定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那么他们会更多的内生动力将更多努力投入到为实现市民化的实际行动中去，而城市政府则可能更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农民工实施市民化政策，进而可以更稳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当前，文化水平更高、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进城农民工中的主力，2014年40岁以下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56.5%，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更是市民化的主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认知、自身是否愿意分担其相应比例的成本将直接影响到合理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和分担能力的实证调查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选取了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资本、个体情况、个体发展认知和市民化意愿角度探讨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提出政策建议。 　　二、调查样本及其特征分析 　　课题组于2014年8月在浙江省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1份。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所在地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