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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嵌入性发展模式 　　摘要：农技推广体系如何与小农社会有效对接，这是克服农业技术“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陕西P县猕猴桃技术推广实践中，组建了以“大学专家+政府农技推广员+乡土专家”为主体的农业技术推广团队， 通过“示范点”“乡土专家”“村级组织”三个嵌入点向农村推广技术，形成农技推广的“嵌入性”发展模式。该模式充分尊重农户的主体性，注重发掘农村技术精英学习应用技术的能动性，逐步在乡土社会内部建立农技推广的小环境并与农推体制高效对接，形成技术与农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嵌入性;大学专家;示范点;乡土专家;“1+2+2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076-05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思路 　　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效率，必须解决好农业技术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许多技术虽然可以依托农技推广体系“自上而下”传递，但却不能获得农户“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降低了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 　　针对“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成因，学界有多种解释。王建明等认为，经费投入不足，极大影响基层农技员的工作积极性[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发现，体制不顺、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等因素限制了农技推广部门的职能发挥[2]――这种局面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农技推广机构的“断奶”之风，农技推广系统出现了“网断”“线断”“人散”的现象，削弱了农技推广的组织基础[3]。王移收研究发现，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低、市场意识薄弱，过度规避风险的思维定势阻碍了应用和改革农业技术的积极性[4]。此外，因为农户普遍处于资金短缺状态，无力承担农药、化肥、良种等农资配套，亦难以承担技术改革失败的风险，所以大大限制了农户应用新技术的能力[5]。 　　笔者认为，考察农业技术在推广体系末端的现实困境，既要分析资金投入、农技队伍建设等体制性因素，又要关注农户文化素质不高、科技意识不强、经营资金短缺等现实局限性，更为关键的是要从国情出发理解农技推广工作的特殊性。我国农技推广对象并不是从事规模经营的大农场主，而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6]。分散的、小规模的、兼业的农业经营模式，极大增加了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难度。所谓“最后一公里难题”，究其根本，是“农技推广体系”与“小农社会”如何有效对接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嵌入性”角度对其进行探讨。 　　波兰尼曾用“嵌入性”描述“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体系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7]。格兰诺维特发展了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行为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或其他信任关系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影响着经济制度的运行[8]。嵌入性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技术并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而是“嵌入”在社会中。20世纪80年代，美国技术社会学创立了“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范式（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简称为SST理论。与先前的“技术决定论”不同，SST理论不仅关注社会因素对技术形成的影响，还认为技术应用者不是被动的、机械地接受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等社会性因素在技术选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9]。从某种意义上说，SST理论包含技术的“嵌入性”思想，强调社会性因素对技术传播和应用的关键作用。 　　技术“嵌入性”思想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具有启示意义。农技推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虽然推广对象是农户，但是无法绕过“小农社会”这一必要环节，否则将承担极大成本。因此，中国农技推广工作必须正视小农经济的基本国情，寻找农业技术“进村入户”的有效方式。小农社会有着自身的社会传统，乡村精英、熟人社会等因素均可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农技推广的乡土资源，发挥技术推广效应。进而言之，只有农技推广工作真正嵌入于农村社会结构中，才可能激发乡土社会的内在活力，提高农户学习和应用技术的积极性。本文以陕西P县猕猴桃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为例，从“嵌入性”角度探讨农技推广体系与小农社会有效对接的工作策略，剖析技术进村入户的嵌入点及其实践模式。 　　二、P县猕猴桃技术的阶段性推广策略 　　P县隶属陕西关中地区，处于渭河以南、秦岭北麓的百万亩猕猴桃优生区。1978年全国开展猕猴桃资源调查时，P县园艺站科技人员就在境内浅山区发现大范围野生猕猴桃。从1984年开始，县园艺站开始进行栽培试验，奠定了日后大面积发展猕猴桃产业的基础。1988年，县园艺站从省果树所引进一系列品种，经过筛选，最终选择“秦美”为主栽品种，启动大面积推广种植计划。 　　（一）1989-1994年：进村建立试验示范点，以点带面 　　推广计划起步阶段，P县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