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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路径探析 　　摘 要：本文拟对S县基层法院近三年来的刑事庭审程序进行实证抽样探讨，通过相关现象、数据的分析，在解析庭审虚化现象的基础上探索出要在确立直接言词原则、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加强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独立性、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和程序分流机制、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能力四个方面建构“庭审中心主义”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案卷中心主义；庭审中心主义；庭审实质化 　　在法院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案卷中心主义”模式，其直接结果就是庭审程序的空转现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审判中心主义”作为纠正和预防冤假错案的必然改革趋势引起白热化的讨论，然而审判中心主义牵扯到公检法三家的配合与制约，涉及诉讼体制机制的变革，并不可能一蹴而就。“庭审中心主义”作为法院内部冲破桎梏进行改革的重要方式，可以将其皈依于法院内部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重要探索。 　　1 透视与反思：庭审程序空转的现状剖析 　　（一）庭审程序虚化之表征 　　为了说明庭审虚化现象，笔者随机选取了s县基层法院2012年～2014年三年来200件刑事案件庭审录像进行分析。通过对庭审过程的观摩，总结出以下“四低”现象。 　　1、控辩双方举证数量差异，辩护方证据抗衡能力低 　　200件样本案件中，辩护方进行举证的仅有24件，占案件总数的12%。双方在提供的证据数量上也差异悬殊：书证上，公诉方举出1226份，辩护方举出68份；物证上，公诉方举出440份，辩护方举出10份；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上，公诉方举出502份，辩护方举出6份；鉴定结论上，公诉方举出217份，辩护方举出5份；至于被害人陈述、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辩护方的举证情况均为0。 　　2、书面证据大量使用，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低 　　200件样本案件中，公诉方举出证人证言688份，最多一案23份；辩护方举出证人证言54份，最多一案6份。其中，公诉方证人未出庭人数662人，约占96.2%，出庭证人人数26人，约占3.8%；辩护方证人出庭10人，未出庭44人。只有2起案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情况为0，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为0。 　　3、庭审认证流于形式，法官对证据的当庭认证率低 　　200件样本案件中，主审法官对全案当庭认证的72件，其中58件都是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进行认可，属于可有可无的认证。在未全案认证的案件中，法官或是对被告人异议的证据未置可否，或是表示“该证据待合议庭评议后确认”。心证不公开的后果是，常听当事人反映，自己在法庭上感觉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几天后宣判结果完全背离法庭上的形势。当事人对判决结果较大的心理落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庭审认证环节的薄弱。 　　4、合议庭陪而不审现象突出，陪审人员发表意见率低 　　200件样本案件中，普通程序案件156起，由2名法官1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的91起，占比58.3%，由1名法官2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的65起，占比41.7%。除主审法官外，合议庭其他成员全程一言不发的有112件，一人一言不发的有39件，只询问发言少数几句的有5件。基层法院普通程序刑事案件中合议庭“形合实独”现象十分普遍，合议庭的工作主要是由承办案件的法官负责，合议庭其他成员往往只是参加庭审，不参加庭前准备工作也不参加评议，所有程序性实体性决定均由法官一人作出。同时，合议庭笔录“先判后补”现象也并不罕见，合议笔录多是承办法官个人创作，成员评议意见基本雷同。 　　（二）庭审程序实质化之羁绊 　　1、过于倚重案卷笔录，证据规则不健全 　　中国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开展庭前准备活动，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普遍通过公诉方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判决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刑事审判中实际存在着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有调查表明，100%受访法官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开展庭前活动。86%受访法官承认，对于言词证据，主要通过阅读案卷笔录来进行法庭调查。 　　2、司法资源紧张，诉讼程序未优化 　　司法机关为了使司法程序符合公正的要求，必须耗费必要的司法成本，而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又必须使程序的资源消耗降到最小程度，程序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冲突在各国都普遍存在。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时规定的简易程序通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的庭审规定仍不够简化。公诉机关摘要宣读起诉书和简化、省略对于被告人的发问的规定起不到实质性的简化效果，关于法庭质证过程的简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无太大意义。同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普通程序简化审的适用在许多环节仍然遵循普通程序的规定，无法变通、简化和省略。 　　3、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