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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既判力与刑法溯及力价值冲突与协调 　　刑事既判力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以诉讼效率和人权保障为基本价值追求；而刑法溯及力作为刑法学的一个范畴，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为人权保障的极大化。二者的价值目标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冲突。在刑事一体化的观念指引下，我国的刑法溯及力规定应以与刑事既判力原则相协调为基础进行重构。 　　[关键词]刑事既判力；刑法溯及力；价值；冲突；协调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8-0171-05 　　张晓薇(1976―)，女，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诉讼法学研究；(广东广州 510632)牛振宇(1971―)，男，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兼职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法学与诉讼法学研究。(河南洛阳 471003) 　　 　　刑事既判力是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范畴，而刑法的溯及力则是刑法学的一个范畴，两者分别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但现代刑事法治功能的多元化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不可能是单一价值目标，因为“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1](P297)在刑事一体化观念日益为理论界认同的情况下，对两个相关理论范畴加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刑事既判力的价值分析 　　 　　既判力原则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古罗马法学家们最初是用诉权消耗理论来解释判决的既判效力的，诉权因诉讼系属而消灭是他们的基本观点。[2]既判力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能够延续至今，并成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源于它对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以及在近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下的价值重塑。 　　既判力是形成确定的终局判决内容的判断的效力，一方面既定判决的内容对法院、当事人及其他人有不可随意变更的确定力和约束力；另一方面，既定判决禁止当事人和法院就既判事项再行起诉和重复审判。终局判决中的判断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美国学者认为，既判力的出发点是国家司法制度不能容忍重新争讼，否则法院的负担将过于苛重。在法国，既判力指“既判事项权威”。法国学者认为既判力原则的真正依据是讼争不应该无休止地拖下去，当事人既然已经获得司法组织审理层次的保障，即双重审级和最高法院的监督，如果第一次判决是在所有正规的保证已经做到的情况下作成的，就视为讼争已经得到一次性的解决[3](P108)。日本学者认为， 终局判决是作为国家机关之一部分的法院作出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法院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断，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判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4](P156)。因此，通说认为既判力的真正根据是国家的审判权。 　　一般来说，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国家通过颁布刑事诉讼法来赋予的，这一点各国概不能外。由此说明，既判力的目的从属于刑事诉讼的目的。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专门活动，国家最初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在查明案件真相的基础上惩罚和控制犯罪，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因此，查明案件真相、实现“实体真实”一直被视为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决定了其所追求的只能是一个多元目标兼容的价值体系，在这一价值体系中，实体真实要受到其它价值目标的衡平与制约：一是受到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制衡，即国家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二是受到人权保障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置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于不顾，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 　　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这种多元兼容、相互制衡的状态深刻地影响到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一方面，与该价值目标体系相冲突的传统诉讼原则或制度被更为先进的现代诉讼原则或制度所取代，如有罪推定原则让位于无罪推定原则；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刑事诉讼原则或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挖掘，并按照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要求予以了重新诠释。在古代社会中，既判力的根本价值在于维护统治权威；但在近现代社会，经过重新诠释，既判力原则发生了价值嬗变，其基本价值取向立足于通过对刑事诉讼实体真实价值目标的合理抑制，来促成诉讼效益与人权保障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维持整个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平衡状态。具体而言： 　　其一，刑事既判力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的价值目标。从一般意义上看，国家设置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确保作为追诉对象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和平、权威的方式得到解决。刑事裁判是刑事诉讼运作的结果，也是法院代表国家对某一特定案件所做的解决方案，它一经生效，就具有可执行性，对控辩双方有定争止纷的约束力。假如在裁判生效后，法院对同一案件再次或多次审理，那么案件争议就等于没有解决。这一消极的法律后果，使国家以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