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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下教育价值 前后任实管处长们的困惑 　　周处长是一所211大学（A大学）实验室管理处的处长，同时为了管理方便还兼任教务处副处长一职，10年前上任了这个难做的处长并做完他职业生涯最后的10年任期。周处长面临的一个困境是10万元一平方（市中心房价）的实验室大量闲置，实验资金的重复投入和铁将军把门使得学生并不能有效使用这些实验室。与此同时，他还要面对教育部、财政部、国税总局、科技部、国际专业认证、本科审核评估、本科合格评估等一系列需要动态数据单的数据项且完全不同要求的任务。周处长知道，每次学校大规模动员来填报的数据与事实数据相差甚远，然而上级部门和专业认证机构并不愚蠢，所以要想填报和搞平即使有假的数据也并不容易。最让周处长为难的是，由于实验室的使用信息不对称，当教务处将4000门具有实验内容的课程给到学院时，需要15个二级学院每个学院4名工作人员连续工作2周才能将实验课排好，这就带来了问题： 　　第一，理实一体课中，学校永远不知道哪些资源由于学院已经排了实验而已将教室释放出来了；第二，教务处检查教务质量时，永远找不到实际的实验上课地址，除非找学院的教学秘书，而教学秘书遇到教学事故时总是为本院教师打马虎眼；第三，学校永远不知道实验室教师的工作量，到底是按照小班上实验课，严格按照实验项目和实验卡片内容精细化培养，还是大班放羊；第四，按照培养目标，实验课应该在理论课前优先选择排课时间，然而由于技术上不允许，事实上实验课总是在最垃圾的时间上课；第五，按照目前的排课模式，能保证课程与教师、实验室不冲突已非易事，而哪些是重修的、选课的学科是否冲突则不清楚。 　　周处长用了10年时间，逐步完成了全校的实验室和大型仪器的智能共享，使用物联网手段，将全校的600间教学实验室通过门禁、摄像头、大型仪器控制器、考勤机、RFID、二维码等物联网手段实现管理和控制。为此，他按照教育部的七章基础报表亲自制作出学院?g的8个考核数学模型，自动导出数据并可视化地展现出来。通过以上努力，等到周处长退休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上述5个基本问题。最让周处长得意的是，他可以将教育部、学科评估等多种评估的所有考核文件的名词挑选出来，由物联网和算法自动得出审查机构需要的数据，并且能及时追溯到每一个数据发生的物联网收集的动作现场。 　　当周处长退休时，连续3年的7场检查，让A大学获得了审查机构的一致好评，A大学没有再出现“迎评难题”。周处长退休了，可是周处长还有几个遗憾： 　　第一，无论作为教务处副处长还是实管处处长，周处长知道除了检查和强制，他10年的工作根本没有集中到本应集中精力的学生和教师的本体，数据是得到了，10年间实验室使用率也由8.5%上升到45%，然而向教育部上报的时候还不得已“处理一下数据”，处理的原因在于事实上如何激励学院和学生进入实验室，转变以管理为中心到以教学为中心，精力不济；第二，全校15个学院学科类似度不高，因此实验室的使用率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周处长之所以能够用物联网强制手段收集出来数据并使用教学经费的分配权进行激励，完全是基于全校都知道他公正无私的共识和他对于各个专业较为熟悉。即使这样，他还要应付很多教师由于评价不高而迁怒于物联网设备的情况。 　　上述实际案例，代表了本科实践教学普遍的困惑，周处长算是在1000所大学中少有的能将这件事推动下去取得成效并坚持下来的处长，然而他退休以后这件事是否还能坚持，他并不能确定。事实上，全国有200多所高校逐渐上线这样的系统，上线后全部使用的基本不到20%，下线率却达到40%。处长们遇到的难题有两个： 　　第一，信息不对称。教育部希望通过填报系统得到各所学校的实验室数据；各个评估希望得到综合评价指标所需要的细节指标，为了使指标准确，在信息不对称方面花费巨大：检查、填报、评估、物联网、专家，然而每增加一种措施，信息干扰和失真的可能性就更大。全国1000所本科院校向教育部上报的实验室使用率不会低于85%，而如果用物联网手段去检测不会高于15%，即使使用了物联网手段，系统上线一段时间后，基层单位由于比上级单位更加了解实际情况，总有办法将使用率调高。再加上各学科专业性不同，这种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啼笑皆非的情况。例如，一所学院某个实验室使用率奇高，原因在于该学院发现每天早操的时候让学生用实验考勤机刷卡可以大幅度提高实验室使用率。 　　第二，激励不相容。处长们总希望用强制手段和行政命令来获取真实的学院和学生实际资源使用的数据，然而学院随着评估力度越来越大，就更加倾向于不上报或者上传真实的个体信息。有了物联网数据后，虽然造假的难度提高，但干扰因素也随之增加了。系统上线过程历时漫长，各个处室和学院以种种借口拒绝共享数据和使系统无法运行的冲动造成IT开发和实践举步维艰。 　　2017年，周处长退休，学校由于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