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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德培养三个基本问题 　　摘 要 勇德最初是用于争斗和战争的自然德性，其后经过孟子和荀子的伦理化重构，勇德被注入了道义内涵，成为一种独立的道德德性。宋明理学家则赋予勇德更为宽阔的意义，使之成为指向个体理想人格的道德勇气。勇德的这三层内涵对于当今社会中个体的幸福、社会的正义、国家的兴旺，均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在德育活动中，一是要明晰勇德的三重意义，二是要在个体的不同阶段进行不同层次的勇德培育。 　　关 键 词 勇德；自然德性；道德德性；道德勇气；德育 　　勇德在上古时期曾是最重要的美德，至少在先秦时期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随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勇德由于其原初的尚武趋向及其对伦理秩序的破坏性而遭到贬抑，甚至被边缘化，从而导致教化者对勇德的培育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从认知层面来看，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当代教育者对传统勇德内涵的理解片面化和表面化，未能全面、深刻地把握勇德的内涵，从而导致当代教育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勇德对于当代社会应对当下重要现实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如果我们弄清楚勇德边缘化的原因和历史背景，阐明勇德的意义和内涵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勇德对于当代生活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将发现，现代社会很可能低估了勇德的价值。 　　一、如何理解勇德的内涵 　　从现有的文字考据来看，我们在甲古文里尚未发现与“勇”对应的字，在金文中“勇”主要有两种写法，强调的是力大敢为和勇武。在篆文中，“勇”出现了新的写法，即从甬从心。可见，勇作为一种评价开始向人的心理意志方面延展，不仅指人的行为勇武，还指人的意志强大。 　　上古时期人类最主要的活动是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以及群体之间的斗争，勇德最主要的内涵是开辟生存空间和战争中的勇武。由于上古社会人类生存条件恶劣，战争频繁，因而勇德尤为重要，上古圣王都因勇武受到称颂。比如，夏帝芬“立三岁而东九夷来御”，夏王桀“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商王武丁又称“大京武丁”，“大京”意为“高大勇武”。因此，勇德最初是个体克服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的品质，是一种用于斗争和生存竞争的自然德性。 　　勇德在先秦时期占有很高的位置，勇是坚守“义”所不可缺少的德性。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不仅如此，孔子还将仁、智、勇三者并举，视此三者为君子人格挺立所必备的三要素――“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但孔子在重视勇德的同时，也对勇德进行了明显的限制。比如，《论语?阳货》有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宪问》则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因此，孔子似乎把勇视为一种没有特定道德价值指向的能力，勇就是“不惧”，为善和为恶的“不惧”都可以称作勇。可见，在孔子这里，勇德不能独自构成一种伦理德性，仍属于自然德性。 　　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重构，使之具有道德内涵，成为独立的伦理德性。孟子的做法是对勇德进行分类，明确地区分“大勇”和“小勇”：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把勇德区分为“小勇”和“大勇”， 前者是基于个人一己之私产生的自然情感反应，是纯粹的自发的情感冲动，没有自觉的道德目的；后者是基于道义而生发出来的道德情感及行为反应，是以道义知识和道德情感为基础的自觉选择，具有明确的道德意义。可见，孟子所言“小勇”属自然德性，“大勇”属道德德性。 　　荀子对勇的意义划分更为细致：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此三者，或浑不知义，或见利忘义，或死而不义，只有“士君子之勇”才是“见义勇为”，乃道德之勇。孟子和荀子对勇进行了大小之分或者贵贱之分，其划分标准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只有合乎道义的勇才配称作勇德。 　　虽然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道德化的重构，但他们总体上仍然是承袭孔子对勇的一个基本理解，即不惧危险，而且把勇德局限于一种政治生活中维护道义的德性。 　　至宋明时期，理学家保留了先秦儒家对勇德的阐释，同时又赋予勇德更加积极的意义，对勇的理解有了全新的意境，勇德不仅是一种包含道义内涵的道德德性，更是一种成就道德自我的“为己之德”。陆九渊认为达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