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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过滤器功能 　　摘要：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植根于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沃土，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走向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其价值诉求绝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当下，依法治国的制度性安排使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任务更加繁重，我们会面临各种生产要素供给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的承载力退化等瓶颈约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全新的制度性革命，要特别重视制度设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过滤器”功能，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突出生态主线，形成强大合力，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刚性考核制度和全社会环境保护的“自律体系”。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制度设计；环境保护；绿色消费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1-0105-06 　　一、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度软约束及其后果 　　一个好的制度，只要经营有道，监管到位，往往能带来社会财富的涌流和人类福利水平的提高。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公共资源，一方面，它使人类的市场行为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制约下减少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成为稳定的、可预期的，从而减少了非理性行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它使我们的经济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制度的“过滤”功能使然，制度由此过滤掉的多余或有害成分包括寻租、交易费用、外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在“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①的语境下，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需要借助制度这种“过滤器”的作用，我们强调顶层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正向激励生态环境保护行为，从而抑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新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和扶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长期滞后，历史欠账太多，与此相关的制度设计也存在先天缺陷，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大行其道。当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约束趋紧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采取行政指令性的办法出台应急管理条例、规章和惩罚措施来缓解矛盾；当矛盾趋缓之后，故态重现，各种环保制度、规章又被束之高阁。 　　以产业政策为例，资源开采、生产加工和产品回收构成了产业开发与经营的一个完整链条，这三个环节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生态产业政策不能专注于资源开采权的定价或垄断定价，而完全忽视了产品回收价格的监管与服务。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全面参与各种资源开采权的定价、议价，并有绝对的话语权，第三方等非政府组织在资源开采定价的谈判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往往导致资源的定价水平严重低于其实际价值，造成大量资源流失和浪费；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开发的效率，走绿色发展和集约经营的新路子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但由于刚性化的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循环利用和节约利用资源的方式方法在产品回收阶段应该大有作为，但我国相应的回收利用机制缺位，很多产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使用过后就彻底脱手，本来很多可以循环利用的资源变成工业垃圾，造成环境污染。另外，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消费政策一直没有跟上社会生产力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步伐，要么缺位，要么滞后。例如，生态税制的覆盖范围不够，消费税作为我国三大税种之一，漏掉了非环保型产品的征收。同时，由于我国缺乏权威的绿色标识制度，普通消费者对待绿色产品的识别能力有限，在选择绿色消费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很多非环保类的产品在包装上标有绿色环保字样，这样不仅冲击了绿色产品的竞争优势，也破坏了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② 　　在环保制度的设计过程中，生态补偿机制是我国环保制度设计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经济、法律、政策和市场等手段，解决一个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的存量、增量问题以及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问题，从而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使生态资本增值、资源环境永续利用。但由于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在实践中还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位、排污量和总量控制指标难以确定、排污指标的原始分配难以做到公平、排污权交易信息平台和交易市场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一些重要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缺乏刚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