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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析视角下幼儿教材泛滥问题政府治理 　　[摘要]“幼儿教材”的充斥与泛滥实质是与之直接关联的利益联合体在利益驱动下形成的一种逐利行为，它以学前教育的教育利益诉求、提供和实现为核心，进而蔓生和演化成为一种经济利益的实现手段和载体。在“幼儿教材”禁令的实施中存在着经济利益与教育利益之间、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市场及学前教育机构之间、教育利益的输出与输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制度创新来协调政府、市场、学前教育机构及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此保障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解决“幼儿教材”泛滥的问题。 　　[关键词]“幼儿教材”；教育利益；利益联合体；政府职责 　　2009年秋季，安徽省教育厅颁发《关于严禁幼儿园使用幼儿教材等问题的紧急通知》，连同《安徽省中小学办学行为规范(试行)》第25条有关幼儿教材使用方面的规定，构成一道社会反响强烈的“禁书令”。这不仅为国内各大媒体广泛报道，也引起很多专家学者、幼儿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新闻出版部门的关注。学前教育需不需要教材?是需要教材还是操作材料?禁书是否因噎废食，“拿孩子的明天做赌注?”孩子们书包轻快了，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幼小衔接”?这项禁令能否真正贯彻“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孩子”的宗旨?“安徽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幼儿教材泛滥的根源何在?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禁了之，还是立足于规范、引导和治理?从利益关系分析的视角对该问题予以谨慎的审视，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问题的本质，并针对该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与回应。 　　 　　一、“幼儿教材”的泛滥是利益联合体的产物 　　 　　事实上，学前教育本来就没有“教材”一说。在我国学前教育的各种政策文件、课程设置规范中，都看不到“教材”这一名词，更不用说对“幼儿教材”出版和使用的政策规定了。“幼儿教材”在幼儿园充斥泛滥，以至于引得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对之下达“禁书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利益驱动。 　　 　　(一)幼儿家长对幼儿教材的利益诉求 　　“幼儿教材”的滥与禁，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当数幼儿家长。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上幼儿园，就要像上小学、上中学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听课，发几本教材，才显得正规，才能学到东西，才不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与此同时，无论是花了很大一笔钱进入各种名目的优质幼儿园，还是勉强有条件送孩子上一所普通幼儿园，家长们总是认为，教师就应当根据一定的教材，教给孩子知识，使孩子学到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才对得住家长所付出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幼儿家长往往认为幼儿园有了正规的教材，才能担负幼儿教育的重任。 　　 　　(二)幼儿教材的市场利益嵌入 　　无疑，在近些年来的“教育市场化”浪潮中，学前教育因其非义务教育性质，更是被推向“教育市场化”的潮头浪尖，焕发出巨大的“生机活力”。而这种“生机活力”更多是以利益的输入、交换与满足为动力机制的。这种动力机制可以生产和提供公办幼儿园难以提供的更加丰富多样、灵活便利的学前教育服务，如艺术教育、英语教育等。由于这能为幼儿家长带来更多的教育利益，使幼儿家长愿意为之多掏腰包，因此招来各种以提供学前教育产品和项目开发为目标的部门与人员的市场嵌入，其中一个重要的利益来源和利益空间就是“幼儿教材”的编写、发行与使用。一些“幼儿教材”的编写者、出版商不惜以各种名目和手法，鼓噪、包装、推销名目与版本花样繁多的“幼儿教材”，就是为了获得自身的商业利益。 　　市场利益的介入，一方面催生了相当一批以为幼儿园提供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咨询与指导、教材教具和课程资源等为手段，以营利为根本目的的早教服务机构。这些早教服务机构通过成立研发团队，围绕幼儿家长的教育需求和幼儿园课程教学的需要，进行各种幼儿教材、教具的研发与生产。为了更好的推销，这些早教服务机构编写的“幼儿教材”通常会打上诸如“省编”或“课题实验成果”的标签，或以蒙氏班、各类外语班、珠心算班等耀眼的名目进行宣传发行。 　　另一方面，一些图书发行部门或单位也将“幼儿教材”作为重要的图书销售市场争相抢占。有资料显示，去年秋季，湖南省新华书店某分公司取得该市幼儿教材订数13157套，码洋34万余元。这意味着“幼儿教材”的发行与销售，对于新华书店来说是可观的销售业绩。除了这些正规的图书发行和销售部门，一些不法分子更是瞅准“幼儿教材”这块“肥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教材盗版、回扣以及“一号多书”套牌发行等违法现象。 　　 　　(三)幼儿教材之于幼儿园的利益诉求 　　近些年来，学前教育的非义务性质及其市场化进程给幼儿园留下了一定的自主发展和利益扩展的空间。一些幼儿园为了招徕和吸引更多幼儿人园，纷纷引进各种“幼儿教材”，打出各种广告宣传的招牌。更有甚者，一些幼儿园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