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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动用现象认知语法探究 　　摘 要：词类范畴的转换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但传统语法只是把其看作构词现象，并没有深入描写词类转换发生的认知因素。本文拟从认知语法角度，以“尔欲吴王我乎“为具体实例， 来探讨名词转化为动词的动因和机制。 　　关键词：“尔欲吴王我乎”； 词类转换；认知语法 　　语言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对人们的语言能力进行描写和解释，而词类范畴是研究语言现象的起点。词类作为语法范畴的概念在现代语言学中被广泛接受，各种语法理论都使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及其他词类范畴来建立自己的语法模式。其中，名词和动词被认为是两个普遍范畴，在各种语言中都存在（Croft 2000b）。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现存的词汇再也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不断创造出新的词汇以满足需求也不现实， 于是当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不再无限制的创造出新的词汇来表示它的意思，而是借用原有的词汇创造出新的词义。在这种背景下，词类范畴的转换便出现了。 　　相较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词汇的词类转换非常普遍， 其内容主要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用作一般动词，名词作状语，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等。作为古代汉语名词用作动词的典型例子，“尔欲吴王我乎”（出自《左传 ? 定公十年》）长久以来得到语言学家的持续关注，但各方理解却不尽相同。杨树达早在1930年的著述《高等国文法》[1] 中就将其引为“名词转为外动致动用”的例句，释为“谓使我为吴王”。 杨伯峻在1956年出版的《文言语法》[2]中以此句为例解释名词动用现象，译成“你想使我做吴王吗？“。李新魁在《古汉语文言语法》[3]中也认为“就是使我成为吴王，即‘刺杀我’。此外申小龙、宋永培《新文化古代汉语》[4]、 杨伯峻、何乐士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5]、昊娇的《语境别义论》[6] 均对此例中名词动用究竟为使动还是意动用法进行了佐证分析。笔者认为，各家观点均有可取之处，但都没有对此词类范畴转换的动因和机制进行探究。本文从认知语法角度出发，试图对“尔欲吴王我乎”这一古语名词动用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希望能对古代汉语词类范畴转换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构式意义 　　语言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释人类多样化的语言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认知语言学主张语言研究必须探讨语言的心理表征系统， 即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构式（construction）是语言中的象征单位，Goldberg 在构式语法中将其定义为：有特定语义的句法结构， 构式体现形式和功能的约定俗成匹配。 　　从构式角度来看，“尔欲吴王我乎”为SVO句型的单宾语构式。在语符排列次序上这些构式都为“主体词+动词+客体词” ， 主体词指称动作的施动者（施事）， 客体词指称动作的承受者（受事）。这里的功能理据为：人是动作主体， 人能动地以其行为来对客体产生影响。这种基本语义语序由于人们频繁地对多类动词的使用而固化下来。其次，在题元次序排列上的主体词和客体词， 就其句法结构位置进行命名就是“主语”和“宾语”。认知语言学认为， 主语是突显的， 宾语则是其参照物， 相对不突显。综合上述讨论， 每个单宾语动词均有其独特的音义组合和题元配置（集）， 因此都是独特的构式。从这些动词构式中还可以归纳出一个抽象构式， 其题元配置通常为：“施事+动词+受事”，其句法配置为：“主语+动词+宾语”，这一单宾语动词抽象构式的整体典型语义为：“施事有意识地作用于受事”。在“尔欲吴王我乎”中，主体词即“施事”为“尔”，对应于现代汉语中的“你”、客体词即“受事”为“我”，那么动词很显然就是“吴王”，“欲”为助动词、“乎”在句尾，为语气词。 　　二、对动词的考察 　　名词和动词在分布上存在一系列的对立。当一个通常被用作名词的语言单位出现在应该使用动词的语法结构中时，或者一个通常被用作动词的语言单位出现在应该使用名词的结构中时，它们的范畴地位发生临时的改变。当临时用法的出现频率足够高时，它们会在语言系统中固化下来，由此出现一个语言表达式同时属于名词和动词两个范畴的现象。一个词在不增加任何词缀的情况下转化为另一个词类范畴的成员的现象在构词法中 称作转类（conversion）（Quirk et al 1985）。这一现象也称作功能转移（functional shift）、功能转化（functional conversion）或零形派生（zero derivation）（Crystal 1985）。 　　对于“尔欲吴王我乎”这一句子中“吴王”《马氏文通》说：“‘吴王’偶字本名假为外动。”后来的大部分语法著作都沿承马氏的说法， 认为“吴王”是专有名词作动词用。但是， 张文国先生却认为：“吴王”是专有名词“吴”和普通名词“王”构成的一个称谓形式， 应该为词组， 而不是词。（张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