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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系统研究 　　摘要： 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城村为例，介绍2000年之后的15年城村所经历的三种保护模式与导致古村落格局无存、大量古民居被拆除、历史风貌被破坏现象的原因，并对管理体系与保护主体职责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系统的建构。 　　关键词： 城村；保护模式；保护主体；保护系统 　　中图分类号： TU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7）06-0087-07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6.010 　　一、引言 　　城村，全名为福建省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以下简称城村），是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时，该村落位于福建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范围内，城村虽然不是遗产本体①，但构成了世界遗产的环境。自2000年以后的15年间，城村依次经历了“自上而下”政府主导、专家参与的开发，“自上而下”政府主导与“自下而上”村民“自助”相结合的灾后重建，“自下而上”专家引导、村民“自助”式保护三个阶段。古村落从限制发展、畸形发展到瞬间爆发、严重被破坏，最终无法遏制，出现了历史文化名村在短时间内遭到全面破坏，村落历史格局不存、古民居遭到拆除的现象（图1）。该现象的出现既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因素，其中人为因素有地方政府面对文化遗产再生的决策性失误、灾后重建的原则性失误、相关部门的管理失职、村民（公众）无视保护政策的违章拆建等。 　　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仅从遗产本体出发的保护是不够的，管理体系、保护主体与保护模式的系统研究正逐渐受到关注，在政府、专家、企业、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中，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大相径庭，在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中保护主体的职责与作用尚值得深究。城村在短短的2年间遭到严重破坏[1]，集中反映出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在管理体系、保护主体与保护模式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在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以城村为例，对该村落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介绍，从管理体系、保护主体与保护模式构成之系统的全面认识，发现现象背后的问题，并尝试建立以公众（村民）为保护主体的系统模型，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村三种保护模式下的保护体系分析 　　（一）城村发展的“自上而下”式保护阶段（2000―2009年） 　　1.城村“自上而下”式保护概述 　　1999年福建武夷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古汉城遗址是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之一。在武夷山世界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古汉城遗址作为闽越王城景区纳入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参见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的《福建省武夷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订稿）。 ，城村则被纳入闽越王城景区。2000年1月武夷山市决定把城村建成集“古迹观光、田园休闲、风俗风情、古文化交流、历史揭秘”于一体，融休闲性、观赏性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旅游区，并成立开发领导小组。同年7月，武夷山风景区成立城村景区管理?，聘请专家进行现场探测、规划设计[2]721-728，制定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闽越王城景区规划》（初评稿，以下简称《景区规划》）与《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保护规划》（以下简称《保护规划》），后者作为闽越王城景区建设的遗址保护指导性文件，兼顾与前者的衔接、调整参见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编制的《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保护规划》。。城村的这一阶段的功能定位为“风俗村”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官网。 。 　　在古村落保护方面，这一阶段城村历史风貌尚得以延续，村民自建活动主要有三种情况：将原来一层的古民居改造成二层，并在二层加设木构阳台；沿城村主街扩建门面；在自家宅基地建设二层新房。这些建设对古村落的风貌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小，表现在主街变窄、古建筑主要立面被门面掩盖导致沿街立面风貌特征不存，但主街沿街立面尚可修复，新建建筑与风貌虽然不十分和谐，但数量有限，且建筑材料与建筑样式尚不至于与整体历史风貌冲突。 　　在古村落降低居住人口密度、提升人均居住面积、改善居住条件方面，这一阶段未实施有效的方案，城村的人均居住面积始终属于特挤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针对北京历史风貌区提出“人均住宅用地面积15-25M2的院落属于经济型标准，与北京目前的居住平均水平相当，可以维持不变，也可以根据居民要求适当降低密度。每100M2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7―10人，这类住宅的标准属于拥挤型；每100M2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10人以上，这类住宅的标准属于特挤型。”。 　　2.城村“自上而下”式保护模式下的保护体系分析 　　不难看出，这一阶段城村的保护是典型的“自上而下”式，即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由专业人士进行规划，可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