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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视阈下中国特色话语研究 　　摘要：“中国特色”话语是近代中西文化对立、冲突、融汇的产物，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困惑，以及中国人民为改变西方“他者”形象而积极探求国家昌盛和民族振兴的艰难而又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特色”话语逐渐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视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话语。 　　关键词：“中国特色”；话语；文化；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3-0043-04 　　 　　当前，由于社会各界对“中国特色”话语内涵的理解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对其纷争不断，褒贬不一，加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屡屡遭遇到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挑战，致使其应有的历史文化功能得不到正视，其现实价值也往往被学界所忽视。鉴此，本文试对“中国特色”话语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作一简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 　　 　　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中西交流的有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向内磁化(在中国文化圈内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纳)和非扩张性特征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超稳定性。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彼时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因而对持“夷夏之辩”观念的中国人来说，一切外族的文化在对照中国文化后无非就是夷狄蛮邦的“特色文化”。传统夷夏之辩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的自性，反对用异质的文化来改变中国文化。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尽管夷夏之辩说具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但从历史实践来看，其终极价值目标却是以仁义道德和礼仪文教整合天下秩序。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对外族文化的吸纳和消弭中铸就了本土文化的统摄性，彰显了其卓著的普世价值。甚至到18世纪中后叶，伏尔泰(Voltaire)在向西方宣传中国时仍然以钦佩的话语称颂：“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可以想见，在缺乏高强文明交流与抗衡的古代社会，中国文化毋须刻意标榜“中国特色”。 　　但是，鸦片战争打破了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格局的秩序，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被迫屈从于西方，而且在文化上也逐渐失去话语权，沦为西方话语霸权ZT的“他者”。西方对中国叙事话语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把中国塑造为一个与西方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影像，并以此来确定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根据赛义德(Edward W.Said)关于“他者”的文化学理解，被纳入西方“他者”行列的中国文化，其时已被解构得残破不全，毫无文明进步可言。如果说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话语使用还是正面的话，那么此后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描述无不充满了停滞、衰败、专制、甚至荒诞之类的贬斥和嘲讽，以至于黑格尔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的运动之间仍然缺少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这与马克思评价中国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几乎如出一辙。以此来看，鸦片战争与其说是一次商业战争，毋宁说是一次真正的文化战争。而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因为商业利益可以失而复得，但文化一旦破产，很有可能导致民族心理的整体崩溃或瓦解。因此，捍卫本族文化尊严，重塑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尊，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迫切愿望。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话语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 　　 　　二 　　 　　最先触及“中国特色”话语的是洋务派。空前的民族危机迫使部分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夷夏之辩”进行检讨，主张在技艺层面上“师夷”。但是，“师夷”观的终极目的仍然在于拒斥和抵制西方的一切现代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完整性。从林则徐、魏源到整个洋务派，无论自觉与否，都无法避开中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而且随着文化交流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加深，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就愈加成了凡是提倡西学的人不得不正面做出必要阐明的立论之前提。因之，洋务派初次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中体西用”，作为推行洋务的哲学与文化话语。继冯桂芬之后，洋务派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多种表述“中体西用”的言论。但直至张之洞撰行《劝学篇》，“中体西用”始为系统化、理论化。“中体西用”突出强调的是“中学”的主体地位及其重要性，它与“夷夏之辩”有着本质的区别。“夷夏之辩”的标准在于强调整体文明程度的不同，“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而“中体西用”则以二分法的形式把整个文化分为中国的和西方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如张之洞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