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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新课程下内在理路研究 　　探寻:“内在理路”的取径 　　 　　历史是什么?――落定的尘埃、千年的叹息,抑或思古之幽情?不管对历史如何定义,历史关乎人类的过去,人类的历史就是过去的人生,是我们先人经历的喜怒哀乐,离合聚散,成败兴亡(许倬云)。问题在于,历史发生在过去,历史教学的具体“内容”属于“遥远”的过去,来自“陌生”的世界,显然与我们,尤其是年轻的学子已有的、日常的“认知”和“经验”相去甚远,甚至“渺不可及”。那么,如何帮助学生在“贫乏”的历史记忆中沟通、接榫,最终建构历史图景的巍峨大厦? 　　历史教学首先需要廓清学生对历史的“模糊”认识和“印象”色彩。历史是过往的人与事的经历和掌故。然而,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葛剑雄)。前者涉及历史的“史实”,是指真实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实在”和“内容”;后者是我们对“史实”认知、观感、评论的记述,也成为我们后世小生藉以探究先人事迹或追索古人心灵的“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史料、史实、史论,构成了“历史”的基本要素,今天的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无非是基于历史“文献”的纪实、阙疑、论衡,或历史的遗存,从考古发掘、文物遗迹中摄取传递的信息。 　　年华似水,青史成灰。然而无论沧海桑田,历史总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经验的事实基础之上,而经验的知识无论如何离不开客观的“证据”,历史的探究正是通过对史料的博采广搜、细甑详辨、整理,来确定证据、建立史实,通过分析、比较、考证、归纳、编辑,寻找蛛丝马迹,找出关联、勾连史事、赋予意义的“建构”过程。换一句话说,历史必须根据史料,提供史实,得出史论,才能在“内在理路”的过程中探究历史的样貌和风情。 　　史料,无疑是历史建构的基础和历史探究的基点,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是“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站在新的起点,回顾前瞻,今天在新课程的推进中不断得到认同与倡行的“史料教学”,其实是对史学“内在理路”的重厘和回归:历史不是“真理”的灌输,而是“真实”的探求,因此,不能迷信眼前的结论和现成的观点,历史不等于记忆;需要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史海钩沉,萍踪索隐,“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胡适),做到“史由证来”;需要锱铢累积,以坚实的“证据”建构历史,坚持“论从史出”,把握历史的风“流”潮“变”。 　　下文将从课堂教学的实例中,试图超越教材文本的叙述,通过课程资源的整合、重组和爬梳,尝试在历史的“内在理路”的解读中探究可能的意涵和旨趣。 　　关于“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始终是中学历史教学的一个重点。教材是从皇帝制度、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选官制度来展开论述的,我们的探究从一位“当事人”的记述说起。 　　顾炎武在《日知录?馆舍》(卷十二,715~716)中说:“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廊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 　　明清易代,堪称痛史。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的顾炎武先生带着切肤之痛开始了“考察之旅”。跟随顾炎武先生的足迹,通过对馆舍的实地考察和目击报道,“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一语为我们提供了宋以下财政过度集权的确凿“证据”;通过对馆舍的观察和推测,自宋以下,财政过度中央集权所产生的弊端,特别是对地方建设与地方福利造成不良影响的“历史事实”非常明显:“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 　　由此,从顾炎武先生对“馆舍”的描述中,不难窥见财政过度中央集权所产生的弊端,不难推测整个中央集权制度所产生的弊端。如果进一步对照明清中国君主专制对中国近代化造成的消极而深远的影响,不难得出导致传统中国由盛转衰的因素、事实和结论,两相对照,符契暗合,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亭林足迹,所至甚多,而且是极留心观察的人,其言当极可信。 　　然而,制度的建立总是因应“时势”的需要,“制度乃机运与智慧之联合产儿”,换一句话说,任何“建制”必有其特定的现实性和特殊的合理性,只是在时间的流变中会慢慢僵化、损益、因革。“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止是“专制腐朽”的代名词,与其以现代的民主意识任意投射,不如放在中国古代“小农立国”的历史情境中更符合实情。天灾流行、小农脆弱,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人力和资源的有效动员是一种切实的保障,无疑有其不可更替的现实性、合理性和重要性,对中华文明的绵延、传承、灿烂、辉煌,功莫大焉。透过“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