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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朝重修圆明园之议政治文化浅析
同治朝重修圆明园之议政治文化浅析
〔摘要〕圆明园地处西郊,是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被誉为“万园之园”,为清帝驻跸听政之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由圆明园出逃并病死热河,圆明园惨遭劫烧,遂成国人不可触摸之隐痛。
同治七年(1868),内外承平气象初现,重建圆明园之说遂起,因时局及恭亲王奕等力阻而止。同治帝亲政后,重修圆明园之事又被屡次提出,皆因廷臣谏阻而停止,风波甚大。阻修圆明园事件,看似干预内宫的“家事”,但实为国家的大事。它谏阻与干预的对象包括太监、皇太后,甚至是皇帝,需要敢于直言,甚至敢于据死力以维护皇权与国家的“大勇气”乃至“大联合”,其背后支撑是警惕太监、内宫干政、戒奢尚俭、维护祖制、辅弼君德、维护皇权等传统政治文化观念。
本文通过描述谏阻修园的过程,来呈现事件背后所体现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
〔关键词〕阻修圆明园 ;干预内宫 ; 维护皇权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5-0042-06
圆明园地处西郊,闳敞壮丽,被誉为“万园之园”,为清帝驻跸听政之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由圆明园出逃并病死热河,圆明园惨遭劫烧,成为国人不可触摸之隐痛。
同治七年(1868),内外承平气象初现,重建圆明园之说遂起,因时局及恭亲王奕等力阻而止。同治帝亲政后,重修圆明园之事又被屡次提出,皆因廷臣谏阻而停止,风波甚大。阻修圆明园事件,看似干预内宫的“家事”,但实为国家的大事。它谏阻与干预的对象包括太监、皇太后,甚至是皇帝,需要敢于直言,甚至敢于据死力以维护皇权与国家的“大勇气”乃至“大联合”,其背后支撑是警惕太监、内宫干政、戒奢尚俭、维护祖制、辅弼君德、维护皇权等传统政治文化观念。
本文通过描述谏阻修园的过程,来呈现事件背后所体现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
一、 两次阻修―对太监、内宫干政的警惕及对君德的维护
同治七年(1868)七月,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以复旧制”,并代递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京外各地按亩按户按村鳞次收捐的筹款章程五条,内有“既不用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条理得宜,安置有法”等语。德泰奏议一出,立即遭到恭亲王奕等极力反对,请旨严责。得到上谕支持。八月初一日(916)上谕严辞斥责德泰代递贵祥章程是“荒谬离奇,实出情理之外”。原因是:“当此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朝廷方欲加抚恤,以副视民如伤之隐,乃该库守则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屯麟次收捐,如此扰害闾阎,尚复成何政体?前明加饷派饷以致民怨沸腾,国事不可复问,我列祖列宗屡次引为殷鉴。中外大小臣工,讵不深知!”上谕认为御史德泰身为言事之官,不就“国计民生有碍者,历陈其弊,藉资补救”,反而以“贵祥所拟章程为可取,且云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既违言官之责,又违“列圣之彝训”,此“欲朝廷剥削人民,动摇邦本”之举实属“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德泰被革职,贵祥则“以微末之员,辄敢妄有条陈,希图渔利”而革去库守,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以为莠言乱政者戒。”[1](297)
据说德泰所奏修园之事乃慈禧宠溺的太监安德海指使,贵祥所拟筹款章程亦是安德海授意。所以这条上谕,措辞虽严厉,却只字未提修园之事,大有维护安德海之意。而安德海作为宦寺,却唆使身为言官的御史上如此奏折,宦官参政本身就违祖制,何况当时国情根本不容再兴土木,同年七月十七日上谕说,现在“捻军虽已肃清,陕甘云贵等省军事方殷,河患未平,库储未裕,流亡未复,物产未丰,正我君臣交相咨儆之时。朕……当忧勤惕厉,轸念时艰,典学亲师,讲求治道。大学士倭仁等务当尽心启沃,裨益朕躬。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亦当兢惕同深,弥勤赞画。其各部院臣工均有官守言责,并当精白乃心,实事求是。各该督抚将军府尹等身膺重寄,尤不可以军务渐平,于察吏安民及兴利除弊事宜,稍形?E懈。总期力戒因循,同求上理,以收长治久安之效。”―《咸同两朝上谕档》(18),第282页。遂引起奕等人的警惕,也为次年联合诛杀安德海埋下了伏笔。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223),同治帝亲政。慈禧令李鸿藻、徐桐等继续尽心开导、辅佐新帝,同时诏求广开言路,释放出励精图治的信号。受此鼓舞,朝臣对国家用人、行政、吏治等积极建言献策,甚至不惜犯颜直谏。阻修圆明园即是其一。
这年八月二十一日(1012),同治帝以“颐养”太后,以备“燕憩”为名,颁布修园上谕。[2](626)整修建筑计划三千余间,规模不可谓不大。在大乱初平,自强自治为急务之际,新君即位伊始即大兴土木,实非国家之福,“当园工议兴,中外错愕”。[3](11)
帝师李鸿藻率先谏阻,认为“粤捻初平,回焰方炽”,应“培养元气”,不宜“以有用之财,置无用之地。”其后又多次密谏,同治帝有所让步,九月二十八日(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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