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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不同种行为立法分析与数额认定 　　摘要：累计数额规定是立法者解决数额犯罪数问题采取的一条特殊规则。一般情况下，同类同种数额、同类不同种数额，不论是违法数额还是犯罪数额，只要未经处理的，可以累计计算。累计同类不同种数额后，应就轻认定，即以入罪、法定刑升格数额较高的行为为标准进行定罪量刑。数额累计不仅影响是否入罪，而且影响量刑的轻重，包括可能导致法定刑升格。 　　关键词：同类不同种数额；立法分析；数额犯罪；就轻认定 　　中图分类号：D9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6-0047-04 　　所谓同类不同种行为，是指某一犯罪构成的客观行为有不同的种类，每一种行为都可以单独构成该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同类同种数额一般可以累计，直接以该种行为为标准进行定罪量刑。但是，对于同类不同种数额是否可以累计，累计后如何定罪量刑，尤其在累计同类不同种数额可能导致入罪和法定刑升格的情况下是否应当累计，存在一些争议，需要结合理论和实践作一探讨。 　　一、数额犯中同类不同种行为的立法分析 　　在数额犯的立法中，有的只是概括性地对客观危害行为作出规定。如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等。有的则列举性地对客观危害行为作出规定，也就是规定多种同类危害行为。在规定多种同类危害行为的数额犯中，有的尽管不同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一样，但刑法或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不同种行为的入罪、法定刑升格规定不同的犯罪数额，只是要求在量刑上有所体现。如受贿罪，在入罪和法定刑升格的犯罪数额上并未区分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两种行为，只是要求对索贿的从重处罚。而有的基于不同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刑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种行为的入罪、法定刑升格规定了不同的犯罪数额，或者虽然入罪、法定刑升格的犯罪数额相同，则在犯罪数额之外附加了不同条件。 　　以信用卡诈骗罪为例。刑法第196条规定了四种不同的信用卡诈骗行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进行诈骗、使用作废的信用卡进行诈骗、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和恶意透支。由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一般型信用卡诈骗犯罪，而且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主要靠推定，故2009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改变了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6条中关于四种不同形式的信用卡诈骗都以“5000元以上”作为追诉标准的规定。根据《解释》第5条的规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而根据《解释》第6条的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可见，《解释》对一般型信用卡诈骗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入罪、法定刑升格规定了不同的犯罪数额。 　　与信用卡诈骗罪类似的立法还有刑法第347条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348条的非法持有毒品罪等。由于走私、贩卖、制造、非法持有同量同纯度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或者其他毒品的社会危害性不一样，所以刑法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不同毒品的法定刑升格规定了不同的犯罪数额。而在刑法第272条的挪用资金罪和第384条的挪用公款罪中，既有不同犯罪数额的规定，也有犯罪数额相同添加其他不同条件的规定。以挪用公款罪为例。由于挪用公款用于三种不同活动所反映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其社会危害性不同，故刑法和挪用公款司法解释对三种不同活动的入罪、法定刑升格规定了不同的犯罪数额，或者即使犯罪数额相同也附加了其他不同条件。根据刑法规定，就入罪而言，公款私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没有数额和时间的限制；公款私用进行营利活动的，要求数额较大；公款私用进行一般活动的，不仅要求数额较大，而且还要求超过3个月未还。 　　此外，对于少数数额犯，尽管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客观危害行为进行细化，但有些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司法解释的精神以及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将客观危害行为细化为几种不同的行为，并在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对不同种行为的入罪、法定刑升格规定了不同的犯罪数额。以盗窃罪为例。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盗窃行为进行细分，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也只是对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