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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语文课程中爱情教育缺失原因 　　在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认知与情感是相对的。学校教育因各种原因有意或无意忽视对学生情意的陶冶。爱情自古以来一直被看作人类最为复杂的情感之一。然而爱情教育在语文教育中长期处于缺失的位置。我国正处于新课程改革之际，提出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来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要求。也就是说，新课程改革将语文教育中的情感教育提升到与认知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需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爱情教育。本文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语文教学过程中爱情教育缺失的原因，为探寻语文课程中情感教育的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艺政策对文学作品爱情主题的影响 　　 　　当谈到文学的外部影响研究时。必定要谈到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在政治语境下，我们看到文学作品中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在语文教材中爱情话语的去与留。 　　(一)在文学作品中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 　　“革命不仅是20世纪最强势的政治话语，革命也是20世纪现实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过程，革命一度也同时是20世纪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革命渗透进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人们的恋爱婚姻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受到当时的文化政策和主流话语的影响。以现当代著名的女作家为例来谈这一现象。 　　30年代在“左联”对革命文学的倡导下，丁玲从早期带有较强主观色彩的创作转向“革命+恋爱”的小说。例如长篇小说《韦护》。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为政治服务，反映工农兵的生活。第一次文代会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确定为新中国基本的文艺政策。我们熟知的“十七年文学”中“红色经典”之作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思想。杨沫的《青春之歌》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的经典代表之作。小说以1931年九?一八事件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动荡的时代为背景，以林道静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即“三次决裂”；又以她的情感经历为副线，先后经历与余永泽的分手、卢嘉川的牺牲最终选择与最“革命”的男性江华结合。“林道静就在对革命的痴情中不断地恋爱。”在这一时期，革命主题压倒爱情主题。1956年迎来了文学的“百花时期”，“人”最重要的构成内容之一――爱情得到了凸显。这一时期主张文学干预生活。突破政治禁区和爱情禁区，以宗璞的《红豆》最具代表性，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对“人”的追求的时代主题。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八论”，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限制作家的文学创作。1966年到1976年主要以革命样板戏为主。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张抗抗的《爱的权利》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击响了爱的晨钟”的小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塑造了一个为了爱(而不是革命)而殉情的形象。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爱情可以脱离革命，寻求自己的独立。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在女性作家创作中，“新女性小说”独树一帜。在林白、陈染的其他作品中用爱情话语颠覆革命话语，宣扬同性之爱，驱逐男性，这让我们看到后现代的印记。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看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话语因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的松紧而呈现时隐时现的规律。当政治革命成为主流强势话语时，爱情话语便呈缺失状态。由此观之，政治对文学影响之深。 　　(二)在语文教材中爱情话语的去与留 　　能选入我国语文教材的文学作品都是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承载着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由于不同时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不是每部文学作品都能以原貌示人。例如进人中学教材的《白毛女》60年来经过七次删减润色。在《白毛女》当中“这种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的彰隐、缠绕和相互挤压，是两种话语系统(政治与非政治)，两种文化形态(主流与民间)和两种文艺传统(延安与市井)的交锋、冲撞、磨和的结果。”如今剧本中的喜儿便更加人性化，符合生活实际。从《白毛女》反复地被修改可以明显看到文学深受政治的影响。又如我们十分熟悉的一例，以前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将“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和梁元帝的《采莲赋》删去。删去的理由是怕学生想入非非，影响学习。2001年人教版教材就还原了作品全貌。因此，教材编写者还是应该尊重作者的本意，尽可能呈现作品的全貌，确保爱情话语的正常叙述。 　　 　　二，功利追求忽规对学生健康情感的培养 　　 　　论文前一部分是结合政治因素谈到“在语文教材中爱情话语的去与留”的问题。这一部分侧重谈教师对应试教育功利的追求，忽视对学生健康情感的培养。当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为利益名誉去追求升学率而忽视对学生情感的培养。只是说教师在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