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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理论决策合法性构建及其批判 　　摘要：代议制民主的决策合法性危机引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对公民平等而直接参与的诉求、决策程序正当性的制度设计、公共理性的运用和对共识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从价值和程序两方面来努力重建决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理论关于决策合法性构建的这些努力同样也遭到了当代现实主义、社会选择理论和差异民主理论的批判，它们抓住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内在差异与共识、合法性与合理性两对矛盾对其决策合法性的构建功能质疑。虽然协商民主理论的决策合法性构建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但与代议制民主的决策模式相比较，协商民主理论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价值上，都为决策合法性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关键词：协商民主理论；决策合法性；理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D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023-006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结构复杂多元的加深和大规模不平等的存在，代议制民主理论简单地以选举聚合偏好、过度关注聚合的结果而忽略聚合的具体过程的决策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力图化解这种决策合法性危机，通过全新的决策思维，构建新的决策合法性基础，为决策注入更多的合法性。本文试图在说明决策合法性构成要素及其判断标准的基础上，分析代议制民主的决策模式何以引发决策合法性危机，协商民主理论又是如何重建决策合法性的，协商民主理论的这种构建功能又遭受到哪些理论压力和质疑。 　　一、决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一）决策合法性及其二维构成 　　公共决策是政府对各种社会问题加以宏观调控、对各利益群体进行资源分配的重要手段。现代公共决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发展过程，并开创了理性决策、渐进决策、系统决策等多种决策模式。众多决策理论和模式各有侧重，但对公共决策的发展不外乎三种维度或趋向：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无论是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对决策的公共利益、正当程序、科学方法和可行性的追求，民主化对决策的大众参与的强调，还是法制化对决策的规范与制度性要求，它们其实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关注并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决策的合法性，也就是探讨一种公共决策出于何种理由或符合何种标准而为民众认可和接受。因此，决策合法性是决策理论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 　　决策合法性观念来源于政治合法性理论。政治学视野中的合法性一词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力和权威为民众所接受和认可的程度。韦伯是公认的当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韦伯认为合法性就是指对一种政治统治或秩序的信仰与服从。帕森斯、本特利、亨廷顿、阿尔蒙德、李普塞特等学者分别从结构功能、公共利益、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府绩效的角度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探讨。[1]他们对合法性的这些研究主要是从规范和经验两方面展开：一是规范的合法性――把某种规范价值如正义、公平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二是从经验主义出发，把社会公众认同与支持的经验性事实作为考察合法性的标准，凡是被公众所认可和支持的，就具有合法性。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合法性的两种判断标准，这两种标准在决策中的运用就是决策合法性的二维构成：一是决策本身或价值的合法性，即决策的合功利性、合道德性和合规律性；二是决策程序的合法性，即决策的制定主体和制定过程是否合法。因此，决策的合法性是指蕴含着某种价值追求的决策被公众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认可和服从。这种认可和服从虽然是一种意志行为，但意志背后受到特定的规范价值与理性基础的支持，暗含着决策的价值合法性与程序合法性两个标准。 　　（二）代议制民主的决策模式及其合法性危机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一种政治设计。代议制民主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决策模式来构建决策的合法性。在决策程序上，代议制民主强调公民作为权利主体的广泛而平等的参与权利，强调个人权利与要求的正当合理性。在决策制度的具体设计与运行上，则采用代表制和多数原则，用选举代表的方法，通过多数原则来聚合民众的偏好，把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作为决策合法性的依据。与传统的决策模式相比，代议制民主确实从决策的程序和价值两个维度为决策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复杂性不断加深以及大规模不平等的存在，代议制民主的决策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是选民在决策中的权利被简化为投票的权利，其参与制定决策的主体资格被忽视。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利仅仅表现为投票，而参与决策的制定和修改的权利则被忽略。二是代议制民主采用一种简单多数的偏好聚合模式，决策依据的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这种以数量取胜的决策模式不但压制了少数，也没有考虑到选民不同偏好的排序。而且单个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并不等于公共利益，甚至有可能相冲突。这与决策的价值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