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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大气环境效益分析 　　摘要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电比例）、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CO2、SO2、NOX和PM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减少了温室气体、污染气体的总排放量和颗粒物浓度，在补贴的基础上辅以硫税不仅可以有效地增进大气环境福利效益，而且还能抵消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使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各个行业排放的CO2、SO2和NOX均下降；但这一替代效应在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对有限，这也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减排压力较于其他产业（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更大；补贴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提升，进而优化能源结构，这是增进大气环境效益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意味着短期内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补贴与税收双管齐下以增强减排力度。而可能面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则意味着中期内要实现补贴方式逐渐向定额补贴、绿色证书模式过渡，利用市场机制确定补贴标准；长期内需最终取消补贴政策，倒逼技术进步，推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大气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0-0209-08DOI：10.12062/cpre 　　2015年6月，中??政府在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2016年12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在印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也提出了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2021―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左右；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建成现代能源体系。但201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中水电占8.5%，核电占1.4%，风电占1.6%，太阳能占0.5%，其他如生物质能微小不计。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仅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还造成以雾霾为特征的大气污染问题。自2013年至今，以可吸入肺部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为主要成分的雾霾天气在全国频频出现，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1]。实现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目标，促进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需要政府积极的扶持政策，而对可再生能源电价进行补贴是最常见的财政激励政策。 　　1 文献综述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 FIT）一般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形式解决，因此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转化为研究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问题。FIT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各国政府所采用，并在有些国家成为法律义务，许多学者对其关注并展开研究。Hui等[2]使用能源供应系统与环境影响的多区域（MESEIC）模型分析了中国清洁发电技术的门槛，认为短期内FIT是有效的解决政策。Liu等[3]使用平准化电力成本（LCOE）模型研究风力发电成本问题，得出FIT政策有利于吸引投资的结论。余扬[4]则建立平准化电力成本扩展模型测算了中国风能、太阳能电价政策的补贴需求和财税成本，提出急需调整兼顾市场应用和税负成本的新能源政策。Keyuraphan等[5]比较了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指出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需建立在政府强制和企业自愿相结合的基础上。李婧舒和刘朋[6]从WTO法律视角下探讨了新能源补贴的相关法律问题，提出运用政府采购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建议。Andor Voss[7]用局部均衡模型讨论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两种补贴方式，研究中考虑了投资补贴和发电补贴具有的外部性，并用德国电力市场的数据证明了补贴带来福利损失。 　　上述关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研究集中于测算其补贴成本或评价其补贴政策，其他涉及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有：Shih等[8]建立了一种国家级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管理的协同框架，验证了美国国家主管部门在这一框架中发挥的作用；GarrettPeltier[9]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比较了支出相同价值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