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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视阈下认同冲突与改土归流初探 　　摘要：文章以历史人类学为视阈，结合史料典籍，从明清时期昭通彝族地区“改土归流”的个案研究入手，通过对土司文明与核心文明的互动过程以及中华文明内部子文明对“多元一体”的认同变迁之分析，认为：“改土归流”的原因在于土司文明与核心文明之间日益加剧的认同冲突，其结果是将土司文明纳入“中原化”的历史进程中。 　　关键词：“改土归流”；土司；认同冲突；文明；昭通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51-05 　　一、前言 　　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P3）在此格局几千年的形成过程中，费老强调“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即“汉人大量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同时，费老也指出，它是个“多元的结构”，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多元大一统”格局。[1]（P31～35）受前辈之启，笔者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为视域，对费老之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用“认同冲突与文明互动”之观点对明清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发生的“改土归流”及其影响做一个浅显的解释与再分析。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可视为“中原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及“少数民族文明”之间长时期的互动发展过程，多“文明”长时期的并立共存，维系着此格局的“多元”结构。各文明分别有它的凝聚核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在众多文明不断的互动过程中，“中原文明”发展成了一个特大的凝聚核心，并随着时间的发展与周边其他文明互动成了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中华大地所有民族实体共同认同的“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格局也由此而建立。然而，“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法制，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2]（P23）具体说来，文明的边界与政治边界往往不相重合，资源的分布不均使各文明成员间产生了认同冲突，在此种情境之下，国家的“一统格局”就难以维持，核心文明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加强与其他文明间的互动，才可维护“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时空格局。历史上在我国西南地区存在的土司制度与明清时期在此地大范围实行的“改土归流”，就是发生在核心文明与土司文明认同冲突不断上升的历史情境之下，而事实上，它是皇统中央制定的一项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权宜之计。 　　土司制度是封建时期中央王朝在民族聚居和杂居处，采取一些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措施而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统治制度，《明史·土司列传序》载“其道在于羁縻”。土司制度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维持与最终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发展到了后期，其腐朽性、不适性、落后性逐渐暴露，与皇统中央的认同冲突日益加剧，其弊端已成主流，为此，中央王朝直接将其纳入“改土归流”的日程，即将疆域中的民族地区各制度一律改为全国统一的制度，废除土官，改中央直派流官管理，以便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并求“中华文明”之整体与延续。明清时期在云南昭通彝族地区（元清属云南，明属四川）实行的“改土归流”是皇统中央实行本项工作的重点地区与典型代表，本文在纵观改流工作全局范式的视域之下，重点以此地为样本，探究“改土归流”对促进国家“一统”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及新社会秩序建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边缘与皈依：土司与皇统间的认同冲突 　　自秦汉中央王朝在西南首设“道”而进行“羁縻”统治以来，整个西南地区就已划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疆域之内，历朝皇统将相都以治理这一地区为己任。尽管土司文明地区的人民对中原文明一直保持着归顺与向往，但两文明区在“地理观”、“政治观”、“思想观”及“民族观”等方面表现更多的却是认同冲突，王朝中央一直视本地为“华夏边缘”，而采取“皈”则“抚”、“逆”则“剿”的政策。“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的周围，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在古老的想象中，‘王朝’以中心来界定”，[3]（P18）而对于王朝的“边缘”地带，英雄的皇统将相往往通过一套政治秩序的构建而使边缘皈依。文明的边界因认同冲突的缓解和加剧而伸缩不定，甚至在历史上，彝族与白族的先民还曾公然打破文明的边界，建立了与中央王朝直接对峙的强大政权：南诏（公元738至902）与大理（公元937至1254）。但是，“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从没有在皇统将相的意念中消失，直至雍正年间大范围实行的“改土归流”，终使两文明地区的认同冲突得到了最大的缓解，从而使西南土司这一“边缘文明”皈依到整个“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