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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感与现代性土家族哲学现代转型研究 　　摘要：土家族哲学的现代转型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转型的重要个案，是中国哲学转型的重要部分。其理性省思的主题转换表现为从土汉关系到中西关系的转换；对现代社会建构的哲学省察表现为由生存何以可能到解放何以可能的转换，并根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形成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义等哲学思潮。 　　关键词：哲学形态；哲学转型；中国哲学；土家族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2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71－04 　　 　　西方近、现代哲学可以以世纪为尺度划分出不同的世纪，如17世纪是“理性的时代”，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19世纪是“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等。在中国近、现代，无论从历史研究方面如何划分近、现代，中国哲学都可大致划分出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尽管有学者认为近、现代哲学的界限不很明显，然而，对于土家族来说，这样的划分实在是不可能。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土家族从改土归流后始逐步从文化上融入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并被土家族知识分子称为“华国”① 的文化中，而刚完成这一进程时又由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急速地转入近、现代文化构建，从而在近、现代哲学文化创造中显示出独特性。 　　 　　一、从土汉关系到中西关系：理性省思的主题转换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开始以前，无论是汉族正史记载还是土家族地区的方志记载，土家族思想界对民族关系的理性省思都是一个主题，即土汉关系。见诸诸史的相关标识之词如承认汉土有别的“汉土界限”、“汉土各别”、“汉土攸分”、“汉土之界限愈益分明”等，承认汉土矛盾的“汉土互争”、“汉土互摈”等。因“汉土边疆”“难容紊越”，于是“置汉土千百户等官”，以“靖汉土事”，且“务遵汉土旧制”，使“汉土相安”、“免汉土淆杂”。因此，“汉土之际”成为近、现代以前土家族哲学思想史上思考的主题。 　　在民间，世代相传的是土汉界限，如长阳土家族《胡氏家传密歌》说：“土氏弱小，指日旺兴，惟冀我衍，万代绵延，汉者虽强，何能永保。”来凤向炳?j，其先“为土司，君雄长其族。尝自语曰：‘若我生百年前，何至改土为流！’”②应该说，像这类潜伏在民间的民族自我意识，就是土汉关系划分的基础。以至于有学者在分析辛亥革命何以发生时，就直接探寻到了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与此相应，在知识分子层面，则表现为自觉的汉土界限。根据当时的实际，土家族知识分子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知识分子，如在修谱过程中，一方面是自觉地划分土汉界限，像长阳磨市谭姓族谱即力辨土汉关系，直接指认“吾巴族”，而且对“巴东别有谭氏，乃汉王陈友谅庶子亡国奔此，易姓成族者。吾巴族多与通谱，吾斥之”。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心向化，即在承认民族自性的基础上承认自己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以边方远臣，慕义向化”，即如五峰《张氏族谱》所强调的“百姓归诚向化”。修谱是民间行为，但主事者即民间知识分子。二类是有一定官爵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民族自性与向化之诚都非常明显，如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曾在《奉天诰命》中肯定容美土司“帅苗夷向化”；康熙元年（1662）十二月二十五日，田甘霖在《倡义奏疏》中称自己为“西南首倡”“慕义向化”者；康熙二十年（1682），容美宣慰司田舜年作《披陈忠赤疏》，肯定“使殊方异俗，知臣首倡，蒙恩，因之慕义向化，稽首天朝也”。三类是接受汉学教育，甚至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土家族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承认自己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如彭秋潭（1748－1800）竹枝词即有言：“家礼新丧儒士称，僧巫法不到书生。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歌到天明”，自注曰：“士民新丧不用僧道，齐民不然，经梵之外，向夜，众人挤于丧次，一人擂大鼓，彼此相互歌唱俚词，谓之唱丧歌也。”③ 这里划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反映了对官方正统文化的态度。伴随着整个土家族地区的“脱蛮入儒”，这些知识分子的儒家情怀更加自觉，如贵州思南县人冉中涵，系清嘉庆壬戍（1802）登科，尝揭“求仁”二字于书院斋舍，与同窗共勉，品行醇正，为后进景仰，并以万胜岭为“圣岭”，吐叙襟怀，寄意骚情；主要生活于18世纪的彭秋潭对“欢娱愁苦，又必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则”有深深的体认，表现了对“止乎礼义”的高度自觉。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系更紧，更具有儒士精神，形成了关心民命的儒学风气，如彭秋潭曾作《摸桩行》以“哀民之易屠”；作《夜闻邻船语》，对“民户分上下，下者得给支”，“谁知一挥霍，血肉皆?A黎”等表示不满④；长乐县（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田泰斗（1824－1863）甚至有“人民诗人”之称，其《山农吟》感怀于山农之苦，“宫差昨日来，兵谷逐户派。洒泪告官差，山农甚矣惫！”⑤另有《荒年行》、《苦蚊吟》等作品，都体现出土家族“儒士”的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