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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治时期土地权演变历史考察及其评价 　　[关键词]日治台湾；土地旧惯；物权；演变 　　[摘要]日治时期土地权的演变是一个逐步梳理、阐释、取舍、改造、最终与日本近代民法物权制度接轨的渐进过程。从客观上讲，它开启了台湾土地法制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国治”时期民法实施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但究其实质，其又不过是日本殖民者为了达到对台湾人民进行经济剥削和殖民同化的目的而推行“法律霸权主义”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147－06 　　 　　自17世纪上半叶始，西方强国荷兰、西班牙先后在台湾建立殖民地政权。从那时起，台湾历经了“荷治”、“(明)郑治”、“清治”、“日治”和“国治”多个政权的统治，台湾的法律文化也在社会的沧桑沉浮中几经变迁；而日治台湾的五十年间所实施的法律变革对台湾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尤为深刻，它是台湾法律近代化的开端，台湾社会延续了200多年的传统中华法律制度自此开始向近代西方大陆法律制度转变。尤其是1922年以后，随着“内地”延长主义政策的实施，大量日本近代西式法律纷纷在台湾适用，加速了台湾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也为1945年后“国治”时期的近代西式法律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本文拟以日治时期土地权的演变为例，考察其从传统旧惯到近代西方物权制度的嬗变及其意义。 　　 　　一、日治时期台湾土地制度演变的历史背景 　　 　　1895年，清朝政府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方，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于日本。此时的日本，刚刚完成了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标的“明治维新”，为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废除领事裁判权，明治政府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大量引进西方法制，初步完成了从原来的传统中华法系向近代欧陆法系转变的法律近代化过程。到1890年代，成功吸收西方文明的日本已成为东方世界的权力中心，并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当时的台湾已是一个在清政府统治下达210多年之久、以汉人移民为主导的有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社会。在法律领域，依然是诸法合体，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大清律例》成为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有关“户婚田土”的规定以及一些民间习惯调整着现代意义上的“民事”领域的社会关系。虽然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曾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关系，但业已西化的日本殖民者的到来，仍给处于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下的台湾社会以强烈的冲击，并在一开始就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激烈反抗。 　　以先进者自居的日本殖民者，踌躇满志地要对首块殖民地――台湾进行全面的改造，但事实上，他们对于殖民统治并无任何经验，而且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缺乏足够的财力，以至于在领台之初，国内有人提出要将台湾转让给外国或中国。因此，增收地租，以促台湾财政尽快独立，就成了台湾财政政策的根本。由于清代刘铭传主持“清赋”时留有的土地调查簿册单据，到甲午中日战争时已多遭焚毁，无从整理，因而难以明确把握税源，确立征收依据，只能依照不完全的单据册籍，酌量课征地租；加之清末台湾土地关系错综复杂，土地制度中的大小租权及大小租户管理以及房屋基地或土地的典关系争等例，大多为日本人所难以理解；所以，日本殖民者决定尽快彻底调查土地情形，整理地籍，厘清土地旧惯，改造土地权利，最终修订税则，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台湾旧惯中的一系列土地关系渐渐地被改造为近代民法物权制度中的相应内容。 　　 　　二、日治时期台湾土地制度的逐步演变 　　 　　“日治”台湾的土地制度从依旧惯到改用近代物权制度的转变主要是在日治前期，也就是1895-1922年间完成的，是一个逐步梳理、阐释、取舍、改造、而后固化的渐进过程。 　　 　　(一)土地旧惯的梳理 　　如前所述，考虑到台湾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激烈的抗日情绪，殖民统治前期的民事立法，以承认和适用旧惯为基调。1898年总督府发布的律令规定，关于土地的权利，不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一律依旧惯。而所谓的台湾旧惯，是指台湾在清治时期被有效施行且一直延续至日治初期的法律规范。它既包括官府制定法即《大清律例》中的规范，也包括民间习惯规范。但事实上，由于匆忙占领台湾和遇到台湾各地民众的反抗，日本殖民者所掌握的台湾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十分有限。为推行殖民统治，就土地领域而言，殖民统治者一是要解决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下土地权属不明和土地隐匿问题，以在明确土地的权属租数量的基础上，利于土地上的各项权益的移转、增加殖民地政府的租税；二是要尽快厘清台湾土地“大小租”现象背后的相关旧惯，以便有选择地适用和改革旧惯(就日本殖民者的初衷而言，适用旧惯是权宜之计，经过改革最终达到与日本内地的统一才是最终目的)。于是，依1898年律令第14号“台湾土地调查规则”，土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