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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编辑国文教材实践及启示 　　“时文”，指时下之文，就是当下作者在当前语境中发表不久的各体文章。作为现代教育制度与学科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语文，自上世纪初独立成科以来，一直是与当下文化互动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且根据学科特点一贯保留着以各类课文为中心开展知识技能训练和思想文化教育的传统。选文之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对立，一直是语文教育论争的焦点，其遴选标准百年来众说纷纭。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新课改实施及教材更迭过程中，语文教材老篇章的退出和新时文的入选成了社会争议的热点。时文，一方面富有时代气息，贴近生活，是语文教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时而动，变化不居，缺乏积淀和检验，是教材编制中最难把握的部分。叶圣陶在民国国文教材编辑实践中注重趋新求变和贴近生活取材，但区别于人文性、思想性、政治性等内容上的考量，他的时文选择“全从形式上着眼”，追求语文训练目的的实现。 　　一 　　叶圣陶早年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的文学编辑，主编或参与编辑《中学生》等十多种杂志。在1949年前共编辑15套语文教材，其中中学语文教材有：《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共六册，周予同、顾颉刚、叶绍钧等合编，1923年起陆续出版），《开明国文讲义》（共三册，夏?D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1934年出版），《国文百八课》（计划六册，完成四册，夏?D尊、叶圣陶合编，1936年出版），《国文教本》（共六册，夏?D尊、叶圣陶合编，1937年出版），《中学精读文选》（叶圣陶、胡翰先合编，1942年出版），《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共三册，叶圣陶、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合编，1947年起陆续出版），《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共六册，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李广田合编，1948年起陆续出版），《开明文言读本》（共三册，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合编，1948年起陆续出版）。 　　纵观叶圣陶参与编写的教材，在时文选编上有这样的总体特点。一是时文选篇数量较多，体裁全备。以1923年起陆续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为例，民国成立后写作或发表的时文篇目数量较大，占全部篇目的1/3左右，首次被选入本套教材并产生持续影响时文篇目有：蔡元培的《图画》《我的新生活观》《文明与奢侈》《理信与迷信》《建筑》《雕刻》、胡适的《新生活》、徐志摩的《泰山日出》、鲁迅《故乡》《鸭的喜剧》、冰心的《笑》、任鸿?h的《说合理的意思》、林纾的《记翠微山》等等。叶圣陶所编其他教材，也同样注重时文的选编。即使是专选文言文的1948年版《开明文言读本》，也选取俞平伯的《山阴五日记游》、鲁迅的《痴华?N题记》，以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时人的多篇作品。这些选文体裁繁多，除常见文体外，更侧重应用文文体。二是时文选编意旨明确：贴近生活。《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篇的“编辑例言”明确昭示：“我们选编这本书，第一，希望切合读者的生活与程度。就积极方面说，要选足以表现时代精神的，与当时生活有关联的、为当时青年所能了解和接受的。”三是时文选取原则从形式出发，不侧重以内容取材。这在《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中得到彻底贯彻。编者在《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中开篇这样介绍：“这是一部侧重文章形式的书，书中所选取的文章，虽也顾到内容的纯正和性质的变化，但对于文章的处置，全从形式上着眼。”[1] 　　以上特点在《国文百八课》中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下面我们以这套教材为例，具体考察叶圣陶作为编者的教材编纂理念和时文选编策略，并结合叶圣陶的语文观念及教育思想，探究其时文选编理念及策略形成的原因。 　　二 　　《国文百八课》由叶圣陶与夏?D尊合编，是一部颇能代表编者语文教育思想且极具特色的初中语文教材，开明书店从1935年到1938年先后印出四册。教材的文选部分“选文力求各体匀称，不偏于某一种类，某一作家。内容方面亦务取旨趣纯正益于青年的身心修养的。唯运用上注重于形式，对于文章体制、文句格式、写作技术、鉴赏方法等，讨究不厌详细”。四册72课共有选文144篇，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时文选篇有94篇，占全部选篇的2/3左右，远远高于同一时期多数教材的时文选编比例。 　　在时文选编来源的处理上，编者既选择当时教材通用的代表性时文篇章，又大胆启用新时文。四册教材选用的时文中，有15篇文章属于当时民国中学国文教材最常见的篇章，如：丰子恺的《养蚕》，鲁迅的《秋夜》《鸭的喜剧》《风筝》，徐蔚南的《初夏的庭院》，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梁启超的《祭蔡松坡文》《欧游心影录楔子》，高一涵的《立志》，蔡元培的《我的新生活观》，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王光祈的《工作与人生》，许地山的《落花生》。这些文章被多数教材反复选用，在各版本教材复见次数达6次以上。笔者统计整个民国时期60余种主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