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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商业思想与政策探析 　　摘要：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的高度繁盛时期，当时的士大夫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商业发展与朝廷财政、甚至国家安危的关系，主张国家应提高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并鼓励人们追求财富。两宋时期已从专卖榷利制度向征商转变，已实现商税的制度化，并且实行了一定的扶商政策。这一政策的变化促进了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唐宋时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唐宋时期；商业思想；商业政策；专卖榷利制度；征商制度；商税制度化；扶商政策；市舶使 　　中图分类号：F7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1-0083-03 　　一、文献综述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的高度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商业规模、经营品种、经营方式以及商人数量等较之于前代都有很大发展。林燕认为，“唐宋时期的商业，是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1]唐代文学家崔融曾将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国内水运情况如此描绘：“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唐朝史家杜佑也描绘了当时繁荣的陆路交通：“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肆待客，酒馔丰溢。……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发达的水运必然反映商业的兴盛。对此，杜甫在《忆昔》中也作了生动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至两宋时期，商业较唐代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较先进的商业经营方法如预买与赊卖已相当普遍。《东京梦华录》及其他关于两宋京城经济生活的书籍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盛情况。 　　与繁荣兴盛的商业相适应，唐宋时期的商业思想与商业政策亦随之发生了变化。林燕、孟建伟认为，唐宋时期的朝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建立新的财政体制、制定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方略上，而这一时期的商业思想研究与商业实践相比，显得有些薄弱，不过他通过对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商业思想的挖掘和分析，阐释了苏轼反对国家过分抑制商业的思想。[2]吴慧在其著作中也重点分析了汉代以后为数不多的具有抑商思想的政治家之一――刘晏的商业思想，认为，刘晏“思想上属经济干涉主义的范围”，但又“并非单纯的重官商抑私商，而是主张在发展官营商业的同时，又注意发挥私营商业正当经营的积极性，以保持流通渠道的畅通”。[3]魏向远认为，虽然在唐代的贱商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但总的来看，政府对商业的态度与实行的政策还是较为开明的。[4]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一批为商人辩护的思想家。例如，南宋时期永嘉学派代表者陈亮认为，商人致富可为国家的经济后盾，若使“富人无五年之积，大商无巨万之藏”，则“国家日以困蹙”。[5]还有叶适，认为抑末“非正论”，抑兼并非善策，主张开阖敛散轻重之权，“富人大贾”应“分而有之”，他们是“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6]徐红总结了两宋时期的士大夫们在商业方面的思想和主张，认为当时的士大夫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商业发展与朝廷财政、甚至国家安危的关系，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并鼓励人们追求财富。[7]戴顺祥、邵兰从专卖榷利制度向经商转变、商税制度化。从扶商政策方面阐述了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认为这一变化促进了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唐宋时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8] 　　二、唐宋时期的商业思想 　　唐代著名的古文学家韩愈认为，人们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并不能由每个人自己生产而获得，而应由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各尽其力，“以有易无”，即其所谓的“相生相养之道”。[9]他说：“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10]韩愈肯定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在肯定农业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工以赡其器用”“贾以通其有无”。[11]另外，其还对对外贸易抱有积极态度，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会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也可收安边、睦邻之效，可使“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12]这同之前的闭关主义显然是不同的。 　　同时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对当时的经济问题也作过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务”，[13]又说，“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14]其在诗中亦写道：“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如此看来，当时人们的逐利之心已是非常普遍，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商业的繁盛。白居易推崇《老子》的“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15]反对为政者“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的做法，强调圣人治国的关键在于“使各得其利”“各适其适”“各得其所”。[16] 　　至宋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