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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敦煌消费结构划分相关思考 　　摘 要：在社会史视野下，以“收入”角度切入，运用结构论、社会分层法，结合传统历史文献和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选取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等级结构中不同阶层的人群进行归类划分，获得了较清晰的该历史时期敦煌消费结构。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等级；社会群体；消费结构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地主制生产关系的成熟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促使消费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此时的敦煌社会，经历了异于中原的三个历史时段，即：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指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德宗贞元二年沙洲陷落（一说沙州陷于贞元元年，即公元785年），公元618年―786年；吐蕃占领时期，简称蕃占时期，指唐德宗贞元二年至唐宣宗大中二年，即公元786年―848年；归义军统治时期，指唐宣宗大中二年至北宋仁宗景佑二年西夏陷敦煌，即公元848年―1035年。“与前代相比，绿洲的孤立性更加明显，在人员交流被限制的同时，帝国的一元统治制度也取代了在这个狭小地域里形成的各种集团的自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如此边远、孤立的社会与中原社会的进化能够并行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认为，敦煌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含了能与中原社会共同发展的诸多因素。”这一时期的敦煌社会消费既具时代共性，又具地域特色[1]。 　　关于唐代社会的等级结构，冯尔康先生就曾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为例，将其划分为除皇帝之外的贵族、官吏、庶民、贱民四个等级[2]。这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就是“贵”与“贱”的对立。社会学界通常认为社会阶层是与某种形式的地位相联系的，而“社会阶级是社会分层的特例”。社会阶层差别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上层，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则在下层乃至底层。“阶层是社会的等级制度所决定的社会范畴”，阶层与人的地位、收入及消费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唐宋时期的敦煌历经了三个历史时段，每一时段的社会结构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统一用“社会阶层”这一划分标准进行划分，似乎不足以完全反映当时的消费状况。什么是消费？狭义讲就是支出，而与支出相对的就是收入。无论是支出还是收入，“利”成为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在此，引入社会学中“利益群体”这样一个概念。什么是“利益群体”？其核心问题就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或者说“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3]。在审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400余年的历史当中，会发现处于社会阶层的相对固定群体因经济利益的接近，而在不同时段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与发展的延续性。以“利益群体”作为分类标准，以“收入”作为切入手段，对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消费结构进行剖析。 　　一、特权群体 　　世家豪族是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特权群体，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是两汉以来河西经济区兴起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地主阶级上层势力，包括从西汉元鼎6年（前111年）敦煌建郡以来陆续迁徙内地移民到此的索、阴、张、翟、李、令狐、?锏戎钚帐雷濉Ｊ肺?湘先生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在同一地区（除山东曲阜孔家外）延续得最长久的家庭，是封建社会及其制度、文化在中国西部最强硬的捍卫者，也是莫高窟的创建能延续千年的重要社会力量。世家豪族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通过其官职、勋位、爵级获得的大量授田的租税，收取租税的方式以实物为主，货币为辅。此项收入的产生取决于社会地位，而收入多少取决于分封户数多少。唐前期，中央政府在敦煌实行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吐蕃占领时期，旧族豪望不仅在政治上荣耀不减而且广占良田。《沙洲释门索法律窟铭》载索氏之索定国“耕田凿井，业南亩而报簪；鼓腹逍遥，历东皋而守分”。归义军时期，因张议潮主要依靠阴、李、索、令狐等家族成就事业，所以这些家族在整个归义军时期都是门庭显赫，他们之间又相互联姻结户，形成了敦煌割据政权的家族政治。归义军政权下的各级官僚通过各种手段占有田产庄园。 　　二、特殊群体 　　寺院群体，是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不动产收入，出租土地和工业作坊，即寺院地产，是直接来源于土地的收入，包括地租和工业作坊中的商业利润。寺院地产的经营形式，除少量的分散耕地形式外，还有大量的田庄形式。寺院地产的来源，主要依靠国家授田、世俗阶层施舍、僧人私产的施入、购买等途径获得[4]。农业经济是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寺院的土地除了通过开垦、捐献、布施、兼并等方式获得外，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授田。唐前期实行均田制，寺院和僧尼也在受田之列。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佛教较唐中原地区更为兴盛，寺院、僧尼享有的特权也更多，寺院僧众不仅如数占有了国家规定的田数，而且大大超过此数。据《各寺僧尼名簿》，并参考开元十年的敕令可得知，敦煌在9世纪前后有寺14座，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