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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时期的灾因探析 　　摘要：嘉道时期，灾荒严重。本文归纳了嘉道时期灾荒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特定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从自然和社会两个角度进行全面阐述。指出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盲目、过度开发导致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嘉道时期频繁的灾害就是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 　　关键词： 嘉道时期；灾荒；灾因 　　 　　在清史研究中，嘉道时期是目前史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一段，而灾荒史研究相对来说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此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侧重于嘉道时期水灾及与鸦片战争关系密切的相关人物如林则徐等人的救灾活动的研究。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些努力，在较为全面的介绍嘉道时期灾情的基础上细致分析这一灾荒发生的诸多因素。 　　 　　一、嘉道时期灾情特点 　　 　　嘉道时期灾荒严重，据统计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 ，至少4395州县受灾，平均每年175.8个。道光元年至十九年，至少4854州县受灾，平均每年255.5个。[1]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带给人民苦难较重、对社会经济破坏较大的一种。黄河是决口、泛溢最多的一条大河，嘉道时期河患更加严重。嘉庆初年黄河决口频繁，嘉庆元年六月（1796年7月）丰汛六堡决口；嘉庆二年七月（1797年9月）河决砀山县，随后曹县二十五堡决口；嘉庆三年正月（1798年3月）曹县二十五复决，八月（10月）雎州上汛五堡决口；嘉庆四年七月（8月）河决砀山县，同年堵而复决。经过治理，河决情况稍有好转，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决口有所减少，但也时有发生。如：嘉庆八年九月（1803年10月）封丘县横家楼决口；嘉庆十一年七月（1806年9月）宿迁县周家楼决口；嘉庆十六年七月（1811年8月）邳州决口；嘉庆十六年七月（1811年8月）砀山县上汛李家楼决口；嘉庆十八年九月（1813年9月）雎州下汛二堡薛家楼决口，同年桃北汛决口。嘉庆末年黄河决口情况再度增长。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兰阳县八堡、仪封上汛三堡、考城汛旧南堤、祥符上汛六堡、下汛六七堡、中牟县上汛八堡、陈留汛七八堡、武陟县马营坝决口。嘉庆二十五年三月（1820年4月）仪封上汛四堡决口。嘉庆末年河决的骤增在某种程度上与嘉庆帝后期对治河工作的疏懒有关。而道光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黄河大决口对当地人民造成长期的灾难性后果。 　　嘉道时期，长江流域水患加剧。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来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区，嘉道时期，灾害频发。这一方面与中国的自然条件有关，另一方面是人类长期不当的生产活动所积累的后果的总爆发。随着人口的过度增长，人地矛盾的尖锐，大量无地贫民纷纷流向山区进行垦种，盲目的垦殖活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剧了水土流失，也给中下游地区带来严重的灾难，如嘉道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旱灾害明显增多。灾害对当地人民造成沉重打击，如湖南省在灾害的打击下，“灾民糊口无资，栖身无所，情形极其困苦，且多纷纷外出觅食”。[2][3] 　　就地区而言，嘉道时期东南各省灾害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以湖北省为例，湖北境内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主要的产粮区之一。由于这里河道曲折，泥沙沉积量大，嘉道时期水患愈来愈频繁，许多州县接连受灾，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湖北连续受灾。本是粮食输出地区的湖北省却不能保证本地需求，反而依靠湖南及四川的粮食来维持。 　　嘉道时期特大灾荒发生频繁，灾害对人民的打击异常严重。如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决口。这年六月初一（7月11日）起，京畿一带连降暴雨，这场大雨持续将近一个月，以致永定河决口数处，河水泛滥，京畿地区遭受数百年来特大水灾，“实非寻常偏灾可比”。[4]京城地区受灾严重，由于连日雨势过大，“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5]而且，由于雨势过大，京城内外，坍塌墙垣房屋甚多。贡院墙垣、号舍也多有坍塌、渗漏，顺天乡试被迫展期。[6]其他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冀鲁豫三省旱灾，道光三年（1823年）北方直隶、南方江苏等数省水灾，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黄河决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十七年（1847年）秦豫大旱和道光末年的东南各省大水灾等都是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破坏较为严重的特大灾害。 　　 　　二、嘉道时期灾因探析 　　 　　自然灾害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自然条件和人类社会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探讨灾害的成因主要从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两方面去分析。 　　自然环境是造成我国灾害频繁的重要因素。就地形而言，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样，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占绝大部分，平原仅占很小一部分，山地、高原和丘陵地区极易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往往成为灾害的频发之地。地理位置也是引发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地区而言，年降水量从东、南两个方向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内陆地区相对比较容易发生旱灾。我国地势起伏很大，西高东低，呈明显的三级阶梯，对我国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