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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革命性意义 　　摘要：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方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关键词：康德；启蒙；革命性 　　作者简介： 管小其（1977―），男，湖南永州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1-0026-08收稿日期：2008-11-05 　　 　　学界在康德启蒙观的理解上存在几种普遍倾向：一是忽视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auml;rung?”，1784――以下简称《答复》）一文的具体语境，进行过度诠释；二是仅仅挑出首段进行分析，断章取义；三是仅仅关注此篇小文，不及康德著述其余。这些倾向都将导致对康德启蒙观的误解，以至于哲学巨擘米歇尔?福柯也认为两个世纪以前康德等人提出的“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是一个如此“冒失”的问题［1］（P528）。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康德其他著述，如《什么是在思想中定向》（“Was heiβt: Sich im Denken orientieren”，1786）、《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1798）等进行解释，方能获得完整的理解。此外，正如詹姆斯?施密特所说，在康德关于“启蒙”的哲学理解之外，还须引入政治学视角［2］。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对康德启蒙观的完整理解，发现康德“启蒙定界”的革命性意义。 　　 　　一、 康德缘何答复“什么是启蒙”的问题 　　 　　据考证，“启蒙运动”这个概念在17世纪末期首次出现。“卡萨尔?施蒂勒于1696年写道：‘与所有事物一样，好的本性和性格也属于教育和完善理解的范畴：所以我们用报纸（指《兴趣和应用报》）来促进修养、好的思想和丰富的见解。’1741年汉堡的《国家和学者报》这样解释作为第一阶段的概念：‘努力（理解科学），我们只能把人们的能力归结于这种努力，是很有成效地继续下去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启蒙时代。’在此之后，这个概念成为一个世纪努力的标志。”［3］（P237）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虽然我们通常把18世纪称为“启蒙时代”，虽则启蒙运动是一个欧洲的历史事件，但“什么是启蒙（或启蒙运动）”的问题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4］（Pix）。较之于发端较早的苏格兰（英国）启蒙运动和声势浩大的法国启蒙运动，普鲁士的启蒙运动可谓姗姗来迟。当时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像一盘散沙，分成约三百个邦国，很难为激进的政治宗教思想或生气勃勃的文学实验提供合适的土壤，各邦国的小统治者也无心于此，这种文化的奴役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面对来自国外的轻视、国内的无人赏识和不完美的文学语言，“德国的启蒙者不得不发展语言，寻找适合自己文化的主题，编写自己的规则，教育他们的读者”［5］（P147-148），“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的欧洲，柏林曾经是颇为重要的一个思想中心，思想家们开始讨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感觉到，现在是清查在普鲁士启蒙运动的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对进一步的启蒙（在普鲁士以及在其他地方）进行展望的时候了”［6］（《前言》第2页）。与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福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塑造市民社会的生活伦理和社会制度，培尔、梅叶、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达朗贝尔、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等一大批法国启蒙知识分子倡导理性，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和盲从，反对专制，宣扬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启蒙精神相比，思考启蒙并为启蒙定界，成为普鲁士启蒙运动区别于英、法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界普遍认为，康德《答复》一文于《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rift）发表，一锤定音，“启蒙”定界遂告完成，启蒙思想臻于成熟，启蒙运动因此达至顶峰。近来，随着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的发现，康德撰文的背景逐渐清晰起来。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思考普鲁士启蒙运动的问题是康德此文的目的之一。 　　发起并参与“什么是启蒙”讨论的是一个与《柏林月刊》联系紧密，名为“启蒙之友”（Friends of 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