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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农民再城镇化内涵解析 　　摘要：在城农民是指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主要包括城中村村民和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是相对于第一次城镇化（或者说人的半城市化、伪城市化）而言，在城农民第一次转移只是进入了城镇，转移并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目前表现为：第一，市民身份和待遇的缺位与不到位；第二，制度上没有完全接纳；第三，与城镇居民的互动还不够，没有真正地融入城镇居民之中。本文提出了再城镇化概念，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阐述了再城镇化内涵。广义的再城镇化包括三个阶段，即落地阶段（获得市民身份和待遇）、发展阶段（成为蓝领工人主干，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中产阶级）、成熟阶段（享有平等稳定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三个阶段紧密相连，依次递进。狭义的再城镇化是指在城农民获得市民身份、待遇和实现社会融合。当前，再城镇化要完成的主要是狭义方面的内容，同时，要为广义内涵的第二阶段做好准备。 　　关键词：再城镇化；市民身份；社会融合；中等收入；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F299.21；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045-007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城市化总体质量不高，农民市民化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表现为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社会认同 “内卷化”等。如不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其中一部分人将失去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就是要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变在城农民的“半城市化”状态。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城农民（即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实现彻底城镇化问题，我们称之为“再城镇化”。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中，我国城镇化快速增长，1978年城镇化率为17.8%， 2015年达到56%。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是在2012年，城镇化率为52.57%左右，标志着我国基本实现镇化。但是，学术界纷纷对此质疑，并提出了“半城市化”（王春光，2006）、“伪城市化”（蔡继明，2011；叶檀，2012）等概念。的确，我国城镇化率不是按照城镇户籍人口计算，而是按照城镇的常住人口来统计。2012年时，户籍人口率只有35%左右，有近18%的在城农民被统计成了城镇居民，其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量最多。 　　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的另一个路径是村改居和整村拆迁，即政府通过推行村改居和整村拆迁使得城郊结合部的许多农村人口成了城镇人口。村庄以三种方式消失：一是撤消和兼并，即多个行政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另一种方式是村改居，即将原先的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原先的村民身份变为居民身份，即城镇户籍人口。第三种方式就是整村拆迁，或分散或集中地安置到城市、城镇小区和一些大型集中区（王春光，2013）。由此使得城镇人口获得快速增加。 　　如果说，农村流动人口更多的是在统计上“被城镇化”，那么村改居和整体拆迁而成为城镇居民的那些人口都是被行政性的“城镇化”了。前者是既没有获得市民身份又没有实现社会融合，后者则是获得了市民身份但是仍没有实现社会融合。 　　可见，农业人口第一次转移只是进入了城镇，转移并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可持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市民身份和待遇的缺位与不到位。农民市民化，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拥有城市户口。在村改居过程中，一些城中村村民获得了城市户口，但大部分城中村村民仍然是农村户口。农村流动人口中更是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购买商品房等途径获得了城市户口。当前，一些地区在试点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划分，居民统一为“居民户口”。这项改革为农民市民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但随之而来的公共福利、就业等的均等化和人们观念的转变，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第二，制度上没有完全接纳。由于绝大多数城市在社会保障、就业、子女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上，没有完全接纳进城农民，直接影?了他们城镇化的进程。农村流动人口遇到的困难首先表现在基本民生问题上，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这些问题正是城市相关制度与农村流动人口脱节的集中表现。而涉及城中村村民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征地款的数额与发放形式常常不够公平，更主要的是现行制度并没有妥善解决其再就业、再发展等问题。第三，与城镇居民的互动还不够，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镇居民之中。城市中有相当规模的农民中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与当地市民的融合问题。城中村村民的融合程度好于其他群体，但他们联系最多的还是原本村村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和市民仍有很大差别。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精神生活，他们基本上没有与城市发生互动的时间、空间和机会。为最大程度赚钱，他们会兼几份职，至于是否结交当地人做朋友、是否熟悉城市生活，并不重要，也不容易，他们在情感上依旧认同和眷顾家乡，地域文化进一步束缚了他们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