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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人个人浮沉对其作品影响 　　摘 要：纵观古今，伟大的诗人无不具有独特的经历，正是丰富独特的经历给予他们别样的灵感。以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两颗明珠的唐宋时期为例，仕途生涯和情感生活的个人浮沉对诗人作品的影响尤为明显。政治生活对其作品的有益影响多在于贬谪，而情感生活对其作品的影响更为广泛。唐宋诗人每每将由于政治生涯和情感生活所致的心中郁结诉诸笔端，便产生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和异彩纷呈的情感文学史。 　　关键词：个人浮沉 “诗言志” 唐宋诗人 苏轼 　　一、文人自身与其作品的双重关系 　　（一）“诗言志”的文学思想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诗经》作者的作诗目的中就有着“诗言志”这一观点的萌芽，正如《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以及《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所言也是此理。诗文言志寄忧怀，顾名思义，诗人所言之志以及所咏之怀，无一不发源于自我内心，诗文本源于内心。“诗言志”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中，其意为“诗言诗人之志”，这里的志偏向于理想，与其对举的“诗缘情”，则与之统一，“情志统一”，这二者皆在于说明诗人个人的浮沉对其诗作起源与发展的影响作用。 　　（二）仕途及生活对其作品的导向作用 　　 仕途与生活便是所谓的个人浮沉，对诗人作品的影响不可小觑，正是有了这些个人浮沉，才有了诗人多种多样的文学风格，丰富了文学内涵，铸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诗人。被历代士人与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儒家理论“学而优则仕”，指引着历朝历代诗人们走向仕途。 春风得意时如孟郊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难看出仕途得意对于诗人下笔的影响何其深刻。所谓仕途，有得意亦有失意，贬谪之歌自屈原后历代不断，而作为诗歌鼎盛期的唐代足以代表其高峰。 如李白贬夜郎途中，王昌龄龙标之贬以及刘长卿的两次贬谪，都不乏好诗传世。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以及对生命的执著和对理想的追逐，丰富了诗作内涵。 　　二、文人所开创的盛唐与唐代所造就的文人 　　（一）“盛唐诗酒无双士，青莲文苑第一家” 　　 盛唐文学的辉煌是由李白等流传千古的文人所铸造的，这些不朽的盛唐诗人之所以有着感人肺腑的诗作，也与那个时代所给予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正如初唐四杰是初唐诗人的代表，杜牧与李商隐是晚唐诗风的典型，李白正是盛唐魅力的展现。其乐府歌行和绝句中尽显盛唐诗歌气来、情来与神来的独特风采，其发兴无端，气势浩瀚的诗歌创作包孕了盛唐士人豪放洒脱的浪漫情怀。 　　从李白自身的思想来看，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与独善其身的“出世”精神在其身上达到了平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寻仙访道的隐逸情怀交替主宰着他的思想。正因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其诗歌才有慷慨激昂的神采，政治理想的破灭则对李白的诗作有两个方面的导向作用：一是他转向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在山水中寄托了许多逸兴壮思的诗篇，如《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表现了政治失意后的归隐之志;二是加深其诗歌中的悲愤情绪的外化。“物不平则鸣”，李白在仕途理想幻灭后的诗作，情感上更显厚重，思想上更加深刻。 　　（二）沉郁顿挫之杜诗，忧愤深广之诗圣 　　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杜甫，其诗作反映的是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动乱，不仅渗透着个人经历，也映照着时代变迁。盛唐诗歌那种慷慨激昂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间艰辛的关注，不仅在审美意识上更倾向生活，也在艺术上字锤句炼。 　　杜甫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理想贯穿了他的一生。困居长安对其诗作的影响极为明显，其诗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写出了当时的生活，其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最为著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怀着悲愤沉郁的心情，写下了“三吏”、“三别”，无一不由诗人个人的浮沉出发缘事而作。 　　（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晚唐诗人的作品境界较为狭小，这与当时已走向衰败的时代有所关联。但李商隐在爱情和琦艳题材、在向心灵世界深入方面，将唐诗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商隐幼时孤苦，形成敏感而清高的性格;青年得到令狐楚的赏识，步入仕途，卷进“牛李”党争。他的“匡国”用世之心在咏史诗中表现出来，如《隋宫》中的“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这类诗在含蓄委婉的抒情中，寓有对时局的尖锐讽刺。然而李商隐仕途坎坷，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苦闷，这在他的咏怀和咏物诗中有所体现，如流传较广的《乐游原》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是他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他诗歌中最有特色的是包括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的诗，如《锦瑟》，诗境雾里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