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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精神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影响 　　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前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欧洲的商业精神发展轨迹，以及工业革命后欧洲商业精神逐步育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可以看出：欧洲商业精神是伴随古希腊的商贸活动展开的，其间虽几经波折，但还是延续了下来。后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洗礼，商业精神取得“合法”身份，并受到欧洲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普遍价值基础。欧洲商业精神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国家性，不仅奠定了欧洲国家经济模式的思想基础、催生其殖民扩张的欲望，而且也提升了各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导致欧洲国家最终走向现代化。 　　[关键词]商业精神；欧洲；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K5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1-0118-05 　　朱新光(1965―)，男，上海师范大学亚洲学研究中心主任，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研究；韩冬涛(1984-)，男，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欧洲政治研究。(上海 200234) 　　 　　商业精神作为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条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时代特征。马克斯#8226;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即是一种依赖于交换机制以谋取利润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依赖于形式上的公平交易的行为。”[1](P6)如果把这种行为抽象到理性层面，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不过，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产生于新教伦理，并经过漫长的积淀，在特定历史结点上成形的。为审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规律，本文拟采用商业精神(即追求财富、自由、平等的开拓精神)这一概念，从欧洲历史进程中，探寻中世纪前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欧洲的商业精神发展轨迹，研究工业革命后，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商业精神逐步育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过程。同时，借鉴韦伯的制度、技术等物质性研究方法，考察精神动力对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 　　 　　一、中世纪前欧洲海上贸易发展与商业精神的渐起 　　 　　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多山环海，岛屿密布，港口优良。希腊很早就有海上贸易的传统，早期的希腊民族凭借娴熟的航海技能和无畏的冒险精神，穿梭于希腊各岛屿之间从事商贸活动。长期海上贸易使希腊民族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孕育出赋予开拓性的商业精神。 　　公元前2000年，希腊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就开始海上贸易，他们把埃及的小麦、金银、象牙和莎草纸运来，再将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和大不列颠的锡制成合金转口到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频繁的贸易使克里特岛成为各地商路的汇合点。[2](P68)公元前8世纪起，古希腊进入城邦时代。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城邦手工业和农业呈现市场化特点，加之普遍实行共和制，公民拥有较多的政治权力。商品经济的活跃，造成城邦财富过度集中，贫富分化加剧，古希腊出现由富裕平民组成的工商业阶层。富商们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积极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历史上称为“大殖民”。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也为城邦开拓了新的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3](P141)，从而保证了城邦经济的可持续性。为适应不断增长的城邦经济需要，公元前700年左右，城邦发行一种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吕底亚，这在当时可谓一大进步，表明货币化市场形态已在城邦初露端倪。古希腊货币经济的出现，动摇了城邦的社会状况，使货币资本比土地资本变得更为重要。[4](P63)从长远看，它培育了城邦的商业精神，加速财富积累和国际商业的扩展，将古希腊同地中海周边的西亚、北非、西欧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海洋与陆地交错的地中海贸易圈。 　　与此同时，在古希腊，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工商业阶层开始涉足城邦政治。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工商业阶层因不满贵族独掌政治权力，要求推翻贵族统治，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应运而生。这期间，梭伦推行了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居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等。[3](P148)这次改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雅典执政当局向工商阶层的妥协和让步，是雅典商业精神全面胜利的真实写照。通过改革，雅典统治当局基本满足了工商界的利益诉求，保障他们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雅典商业经济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更重要的是，它对雅典商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用国家法律程序固定下来，为创造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态准备了必要条件。 　　400年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将古希腊繁荣付之一炬，代之以马其顿的崛起。亚历山大为打开通往东方的大门，一举征服波斯帝国，将掠夺的财富运回国内，投入流通，用来刺激古罗马的生产和贸易。从公元前3世纪后的100多年里，罗马人开疆拓土，名扬万里，威震四海，地中海变成罗马的“内湖”，欧洲进入帝国时期。公元前后，罗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