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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早期股份制探索和管理创新 　　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有一个宏愿，希望通过商务“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商务早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确实可以看作近代股份制企业发展的表率。 　　股份制的完善与运作 　　商务印书馆最初成立时，七个股东或是亲戚，或是同学，其投资者亦是主要经营者，是一种股份合伙制性质。从创立到1901年，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商务未给原始股东分过红，所得利润均再投入作生产资本，到1901年，股本已由最初的3750元增值七倍至26250元。1901年，印有模、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两人的资金加入后，商务资金共合5万元。 　　随着企业的发展，这一性质逐渐改变，商务印书馆逐渐向完善的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发展。 　　1903年，商务与日本著名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今港堂合资，双方商定各出资本10万元，中方的10万元中，5万由原有资产折合而来，另外5万是新募的股金；由此商务的资本升至20万元。这是中国出版业中第一次中外合资兴办企业。颇值一提的是，商务的这次与日合资还体现出了“主权在我”的原则，除监察两人由中方和日方各出一人外，“订明用人、行政一归华人主持，所有日本股东均须遵守中国商律”。这种“利用外资而不为外资所束缚”的合资实例，后来被传为美谈。 　　从1903年起，商务进行了几次增股。其增股策略是，增资不全先尽老股，而是不断扩大投资的股东数。认购新股着重三方面的人：“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生意者”；优秀作译者可以稿酬入股；“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者”。当时商务营业成绩好，利润大，股东所得回报往往超过50%，因此入股是作为交际官场、学界和奖励重要职工的一种方式。这些股东人群的扩增显然是有利于商务的经营发展的。1905年，商务向清政府商部登记注册成立股份制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明确了公司的产权归属和股权流转制度。1906年获得营业执照。1914年，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且由于竞争对手以商务有外资之事加以诋毁，商务经过与日方谈判，清退日资，成为完全华商自办之企业。到1910年，全国资本万元以上的370家民营工矿企业中，其中资本超过十万元以上的只有15个。可见商务在全国企业中的资本量也是名列前茅的。到1932年，商务的股东数达2745户。 　　商务实际上从1903年就开始实施股份公司的运作了。这年开了股东大会，选出了印有模、夏瑞芳、原亮三郎、加藤驹二四名董事，推举了两名监察人。1909年首次通过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成立了董事局。自此后，董事会例会每月一次，股东常会每年一次。从1905年至1949年，共开了48次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主要讨论公司章程、改变资本额、增减经营范围等重大事件。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以及由董事会选任的总经理和经理，负责商务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从当时的股东大会记录和董事会记录看，商务印书馆当时实行的已是按现代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和生产管理方式，它已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了。 　　内部组织机构的演变 　　1902年，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从而具备了一个出版社的完整部门建制规模。在三所制期间，总经理夏瑞芳负责协调三所的工作。当时商务的人员中分“教会派”和“书生派”。教会派主要以最初创业者及其家属朋友为主，他们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主要分布在印刷所和发行所；“书生派”主要包括编译所中的知识分子。夏瑞芳是最初的创业者，但他以总经理的身份很重视编译所人员，所以他的领导，对于弥合和调节早期商务印书馆内两派人员的关系，以及协调馆内三所之间的关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14年夏瑞芳遇刺去世后，编译、印刷、发行三所之间统筹协调乏人，导致三所常各自为政，缺乏协调，且时有摩擦，给日常的业务造成种种掣肘。1915年，馆内领导层接受陈叔通的建议，设立总务处，作为联系沟通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三所的统一机构，统筹三所的行政、用人及财务。馆内定期召开总务处会议，总经理、经理（即副总经理）及三所领导人都参加，协调各项事务，有关公司的重要决定也都在这个会议上决定。这一机制被称为“三所一处制”，这种颇有成效的合议制体制的创设，对商务之后的运营管理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1930年，王云五被聘为总经理后，取消了合议性质的总务处会议，将总务处只是作为总经理的助手机构。王云五时期实行的是总经理制，加大了总经理的个人权力。机构设置上，在原来的三所一处之外还增加了研究所。因此总馆的结构是一所四处。 　　1932年“一?二八”国难之后，复兴后的商务印书馆在机构上亦做了一定的调整，撤销了总务处，成立直接受总经理领导的总管理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董事会留在上海，总管理处则随总经理王云五所在而变化（分别以长沙办事处、香港办事处、重庆办事处的名义），发挥着号令和调节各地生产和销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