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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策略调整与文学变迁 　　摘要：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关键词：启蒙策略；《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文学 　　中图分类号：Ｉ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127－05 　　 　　中国20世纪初期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①和《新青年》皆由陈独秀主创，且都以启蒙为职志，但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却使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风貌，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应。因此，由同一位文化革命先驱所创办的这两份杂志，可以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策略的调整以及由此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变迁。 　　 　　一、从“开启民智”到“唤醒青年”：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 　　 　　有感于“外患日亟，瓜分立至”的亡国局势，陈独秀认为：“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于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陈独秀在第一期便开宗明义阐明了办报的“两大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由此，《安徽俗话报》预设了相应的读者群体：读书的、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女人、孩子们……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的一个读者拟想范围显然大大超出了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下层民众”，而是体现出极为广泛的读者诉求。与《安徽俗话报》同时的《中国白话报》，在记者与读者的通信中曾经对同一时期相关报刊的读者群做了一个比较性的定位：“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所以说话不免高些。 ……而且那程度可以合着妇女孩童的报，如今也有好几种了，譬如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江西新白话，那思想浅近一点的人，都可以一看便懂。”②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俗话报》的实际读者群显然是“庸众型”的中下层社会民众。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安徽俗话报》却正体现出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总体启蒙特征――“开启民智”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症结性内容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启蒙先驱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课题也有过阐述：“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千百万亿之常识者，其力愈大而效愈彰也。”③ 所以自清末以来的各类白话报，尽管在读者设定上略有差异，或宣称以蒙童妇孺为主；或声称要开通下层社会，为中下等人说法；或者干脆以开通妇女界为指归，但从整体上却构织了一种以“普及常识”为基本启蒙策略的历史景观，而“启牖民智” 与“白话报”的历史血缘关系也由此生成：“前者着眼于中下层社会，更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④ 对于《安徽俗话报》而言，除了这一共有的总体历史责任承担之外，还体现出创办者自身独特的启蒙导向。陈独秀一再申明：“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说话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但是，综观全部《安徽俗话报》，“瓜分危机”才是记者积潴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而诸如“日俄战争”、“洋人开矿筑路”等时局也自然成为报刊重点关注的“要紧的新闻”。被瓜分的亡国危机是一个时时被提及，一次次被强化的启蒙关键词，因此，尽管《安徽俗话报》宣传旨在使当地人“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实际属于单纯的“知识启蒙”的范围非常小，而且就这些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兵事、实业等知识而言，也往往是作为“亡国危机”和“爱国救亡”的延伸性话题出现的，因此，向民众宣传亡国与救亡的道理才是其启蒙的实质性内容。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下层民众移向了“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虽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突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