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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秦晋巴蜀一个文学三角形构架现象思考 　　[摘要]幅员辽阔的中国因地理地貌的多样繁复，而形成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萌生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创造的作家，以最具有情感性的文学创作，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并体现着言说的地域性特色。吴越、秦晋、巴蜀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三角形构成。本文将之作为互为对比参照的个案，探讨其地域个性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以及各自的呈现方式，并从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了中国文化与文学重构中地域文学的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 全球化；中国文学；三角形构架；吴越；秦晋；巴蜀；地域文化与文学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1―0051―06 　　 　　一、存在决定意识 　　 　　在中国文化格局的分布中，秦晋是标准的北方质实文化代表，吴越是南方文化旖丽系统的典型，巴蜀则是长江黄河同时流经的唯一省份，相当于两个法国面积的大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人们将之划归西南。 　　在华夏人类的童年时代，三个区域都以一种童真形态，表现着对外部世界的欲望和争夺意志，如吴越“卧薪尝胆”及其在“吴王金戈越王剑”等兵器技术的达到的辉煌，秦晋地区“力主耕战”的“忧深思远”，巴蜀地区“巴蛇吞象”骄狂大胆等。虽然经历了秦的政治经济军事统一与汉帝国的文化大融汇，但由于各地域自然条件的不同，农耕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地域物产状况出现极大差异而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异，吴越文化的旖靡、巴蜀文化的艳稼、三晋文化的质实，就逐渐显示出彼此的区别。作为人类文化中精神审美形态的文学，则把这种差异表现得尤为鲜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就注意到地域文化制约下各地域文学表现的不同。中国最早的、大体同时的两首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辞》则是这种南北文化差异的突出体现。 　　越剧、昆曲、苏州评弹只能讲述才子佳人、闺阁闲情，《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是“吴侬软语”最合适的抒情载体。《史记?货殖列传》就强调过吴越地区“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等物质条件丰裕的情况。左思的《吴都赋》已经指明：“吴伛越吟，翕翕容与，靡靡悄悄”等特点。六朝以来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纯化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以金陵为中心的南朝文化、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等历程，导致吴越文化愈发向“吴牛喘月”般文弱、精致、唯美、忧伤方向发展。秦淮、姑苏、淮扬、钱塘等地名，几乎就是中国文学的漪糜、姿柔、温雅、婉媚意象的代名词。换句话说，从河南地区流传过去的粱祝故事，被吴越文化精细化柔美化加工之后，愈益凄美。也只有在吴越文化的熏染下，才可能产生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二泉映月》、《梁祝》、《好一朵茉莉花》。随着明清以来工商实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海洋的看取，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增添了奢华之习俗，并逐渐呈现出海岸型文化的特征。宋明以来“浙东学派”开启的启蒙文化思潮，直接作用着20世纪中国文坛的名人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郁达夫、茅盾、宗白华、钱钟书，尤其是周氏兄弟。俞平伯、艾青、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等作品体现的超脱与唯美的诗性审美张力，《倪焕之》、《早春二月》、《财主底儿女们》呈现的“庭院深深深几许”画面构架特征，这些大致都可以从吴越文化背景中找到原因。 　　《诗经》中的《唐风》、《魏风》、《秦风》、《豳风》，是产生于秦晋大地的民间歌谣。其中《伐檀》、《硕鼠》以及《荀子》、《韩非子》和名篇《触龙说赵太后》等，都凸显着“晋人宿崇功利”等强烈功利目的和社会争斗特征，《瓦岗寨》、《杨家将》、《敬德洗马》、《金沙滩》等铁马金戈故事是其最佳的言说载体。山西梆子的“激越俚鄙”、秦腔的吼唱方式与“安塞腰鼓”勃发轰响，信天游的悲恻婉转，都基于贫瘠的黄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农耕文明发展极度缓慢、物产的不足等困窘。《毛诗序》说得清楚：“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节俭质朴的倡导与礼法制度的建立，导致了秦晋的日益强盛，俞伟超先生指出：“在三晋，诞生了法家学说，强调法制而力主耕战，就青铜器的装饰而言，表现等级差别的礼仪活动，正是流行的图象题材。”①《汉书?匈奴传》说：“当是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洛之间，号日赤翟、白翟。”以白色为祥瑞，崇慕强力勇猛的狼，“晋居深山，戎狄之为邻”的巨大生存危机，形成了秦晋地区的“白狼”图腾崇拜。②身披六国相印的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