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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外来农民犯罪特点和原因分析 　　[摘 要]城市外来农民犯罪已成为当前危害社会治安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市外来农民犯罪的特点、一般因素、主体因素，希望能对研究和预防城市外来农民犯罪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城市外来农民 特点 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既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也成为城市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隐患。据统计，2005年福建省暂住人口2738116人，被公安机关破获的刑事案件中，暂住人口犯罪达6609起；被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12589起。2006年福建省暂住人口3430887人，被公安机关破获的刑事案件中，暂住人口犯罪达6928起；被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12790起。城市外来农民犯罪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本文将对此分析其特点及原因。 　　 　　一、城市外来农民犯罪特点 　　（一）城市外来农民侵犯财产型犯罪突出。 　　从犯罪侵犯的客体看，侵犯财产型犯罪突出，尤其是盗窃、抢劫犯罪。盗窃犯罪以入室、盗窃机动车为主导。入室盗窃主要犯罪对象是居民住宅和机关及事业单位；目标以现金、有价证券、金银首饰、高档消费以及工业原材料为主。抢劫犯罪以出租车、摩托车、行人、金银首饰店为主导。 　　（二）城市外来农民犯罪具有很强的团伙性、专业性和流动性。 　　1．从犯罪形态上看，城市外来农民犯罪多是团伙犯罪。城市外来农民犯罪团伙带有浓厚的农村残余宗法制度的色彩和自耕农生产材料原始积累的烙印。乡藉成为其第一凝结剂，这种犯罪团伙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并且，城市外来农民扭曲的致富心理很容易将犯罪意念升华为一种大范围的价值认同。 　　2．从犯罪手段上看，城市外来农民作案呈专业化趋势。这些团伙往往窜至一个城市后，白天“踩点”，认准一个作案目标，采用一种手段连续作案。有的还形成集盗窃、运输、销账于一体的“一条龙”犯罪。 　　3．城市外来农民团伙流窜作案突出。外来农民犯罪团伙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往往采取异地流动、跳跃式作案，活动空间大，流窜速度快。 　　 　　二、城市外来农民犯罪原因 　　（一）城市外来农民犯罪的一般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与外来农民犯罪。美国社会学家塞林认为“文化准则的冲突必然导致行为规范的冲突”。[1]城乡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之一。这一矛盾突出的表现为城市与乡村历史的形成相对稳固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民工潮”，打破了这种均势，将两个利益集团成员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方面的原始差异留在城市。在经济上，外来农民多以简单化的手工操作为主的经济活动方式投身社会分工协作较健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生活，决定其必然处在社会的下层地位；在社会结构变化上，外来农民从人口密度较小、人员构成相对固定，社区结构比较简单的乡村来到人口密集、人员构成和社区结构复杂的大都市 ，必然带来自身行为取向上的种种变化；在道德管束机制上，外来农民从原民风朴素、家族伦理观念牢固的靠传统道德为约束机制的传统农村社区进入社会风尚多元并存、人际关系相对淡薄的靠法制约束为主的城市，监督机制弱化，控制能力下降，从而出现诸多越轨、失范、甚至犯罪问题。 　　2．城市化进程与外来农民犯罪。处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转变时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这一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这种标志既是隐蔽在“民工潮”背后的强大历史推动力，也是促成流动中的农民犯罪率高发、犯罪性质日趋恶劣、危害严重的重要原因。各种与主文化相悖的不良亚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对某些不合理的消极社会现象所做的合理化解释，迎合了某些有越轨行为得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某些亚文化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越轨”找到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依据。[2]一是城市人口变得稠密，社会矛盾增加。外来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以及本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因利益、观念、风俗等方面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和摩擦加剧。二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的拉大给外来农民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强烈，造成外来农民对物质财富的期望值变得更高，因一时无法满足而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在心理趋向犯罪；三是人财物的大流动，也是流动中的人群特别是外来农民易于捕捉犯罪空隙。四是城市中多元文化的相互冲突与长久并存，使外来农民难以很快形成与社会相一致的价值、伦理、文化观念，进而出现冲突。 　　3．文化冲突与外来农民犯罪。长期处于城乡分割状态下的中国农民，历史上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城市社会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以青年农民为代表的外来农民冲破城乡壁垒制度，在不平等的条件下顽强地参与城市就业和生存竞争，练就了一套既不融于城市市民文化也不等同纯粹意义上的农民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许多规范既带有狭隘的传统农村社会的烙印，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