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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型农民对推动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义 　　关键词：新型农民；落后地区；反贫困；社会公平 　　摘 要：中国落后地区的农民，由于自然、历史多方面原因的束缚，普遍存在观念落后、思想保守、致富能力不足的问题。为了达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推动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劳动力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的目标，培养有文化、懂技术、讲文明的新型农民对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755(2007)04-0112-02 　　 　　一、形成人力资本，是农村反贫困的根本出路 　　 　　人类早已有反贫困的愿望，而反贫困的征程，却是工业社会以来的事。中国也在向贫困宣战，并且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在反贫困的问题上我们已经高枕无忧。从培养新型农民这个视角，一些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地进行确认。 　　首先，人力资本概括着劳动力的素质，包括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经营思想，因此，劳动力是潜在的人力资本，劳动力优势并不等于人力资本优势。根据舒尔茨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当人成长到一定年龄时，人力资本的形成才会开始；而到一定年龄后，人力资本的生产就会停止。落后地区虽然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这些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很大，综合素质很低，基本上是处于劳动力结构的底层，难以胜任快速发展的社会，因而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劳动力都是人力资本。新型农民的培养，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主导和干预劳动力的生存过程。通过大规模的教育投入，对农民进行有组织的结构培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更新农业知识和技术；提高农民环保和食品安全意识，增强农业环境保护、无公害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化生产等知识；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增强适应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经济知识与技能；提高农民职业道德、法律意识和政策水平；提高农民身体素质等。只有农民自身的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才能凭借自己的综合素养，被竞争激烈而残酷的市场所包容。 　　其次，教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因而，教育结构要调整，教育质量要提升。教育困局是困扰当代中国的大问题，以至陷入劳动力和人才群体素质低下――教育经济发展落后――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和人才群体素质低下的简单恶性循环怪圈。之所以陷入这样的怪圈，在于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投资，一定程度上还是风险投资。既然是投资，它就是有回报的，且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很高。对于家庭来说，教育投资的回报，是子女有一个好的前途及其对家庭的贡献；而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教育投资的回报，却是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有一个发展的未来。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除了一定的指导思想以外，主要就是投入。教育投入不足，国民素质难以提高，收入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虽然每年都在增加，但是，仍然没有满足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更是迫切。许多事实已经表明，农民急需教育。投入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将在农村建立一个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有效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良性运行机制。 　　第三，对于农民来说，要加快完善社会化的进程。生命成长遵循着自身的规律，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前一个阶段对后一阶段会产生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对机会的把握差异而导致的生活质量的差别。因此，在反贫困中不仅要消除已经存在的贫困（也就是通过补偿教育等继续社会化手段来使那些因社会化过程没有完成而导致贫困的人握有对抗贫困的资源），而且不能让贫困继续在一个链条上延伸（也就是要保证个人的社会化过程顺利完成，尤其重视对个体成长阶段上游的有效干预，从消除儿童贫困开始，阻断贫困的源头）。培养新型农民，作为现阶段完善农民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使成年期的农民拥有改变自己生活境况的支点，另一方面使未成年的人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提供条件，摆脱贫困所产生的马太效应。 　　第四，主动预防贫困优于被动消灭贫困。落后地区的贫困面和贫困程度是惊人的，无论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贫困人口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但抗御风险能力有限，而且风险在他们身上的负面影响更大。比如一次天灾，一次意外，甚至去世一个老人，送一个孩子上学，生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这一切看起来是最普通、最正常的事都可能毁了他们所拥有的“幸福生活”，使其陷入新的无奈和挣扎。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外，增加个人和家庭抗御风险的能力就极为重要。培养新型农民，能有效提高农民应对风险的能力。 　　总之，在落后地区反贫困的征程中，首先是从落后地区的主要产业――农业――入手的。然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多地少和个体农民的小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业的需求，制约着农业潜力的